燕祥少年成名，用他的詩行編攏的花簇，裝點了50年代的詩壇，他單純、年輕的詩情和詩心，很讓那一代年輕人激動不已。但他的詩歌真正走向成熟，卻是在二十餘年的“右派”生活之後，涅槃之後，煉獄之後。雖然說“亦知身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未免太殘酷了點，但勞筋苦誌，蚌病成珠，誰的好文章不是用苦難換來的呢？
燕祥接續50年代才名的詩作，多少斂起了英雄清純之氣，現出蒼老、沉著的內蘊來。但因為理性在反複的磨礪之後，有了更強的穿透力，反而更顯得鋒芒逼人與冷峻。這在他的許多經過精心結撰的抒情長詩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其實，不少小詩也如此。燕祥很少寫情詩，《貝爾格萊德別情》是為數不多的情詩中我特別喜歡的一首，寫於80年代訪南斯拉夫歸來。他那次訪問，是南斯拉夫作家協會的一位女秘書波芭接待的。送別那天，波芭說，她這一輩子沒收到過一首情詩。這是不是一種委婉的暗示呢？反正燕祥回國後便寫了這首《貝爾格萊德別情》，請人翻譯了寄給她。“我是一片葉/偶然一陣風/把我吹到你的麵前”，“也許此後再無緣重逢，卻相問相約/什麼時候再見”，寫得柔情繾綣，悱惻纏綿。然而，這是中年以後的情詩，已頗有些滄桑之感了，用“古堡斜陽，偶然一杯酒/為告別，也為了剛剛相見”這樣的意象開端，絕對是曆盡白雲蒼狗的世情變幻後才會有的感受。當燕祥寫到“世上有多少偶然，又不都是偶然/我不信命運，卻相信有機緣”時，人們是不難窺見其中蒼勁的理性體悟的。
他的詩終於寫到了《五十弦》係列，詩境沉鬱蘊藉。這組詩的醞釀與寫作，差不多與《沉船》的編撰、《人生敗筆》的編排在同一時期，把他坎坷的人生作詩意的濃縮與升華。“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五十弦》其實也是他作為詩人對世紀反思的一種參與。
80年代中，燕祥的雜文、隨筆類文字漸漸多起來，並且一發而不可收，顯露出犀利的文才，引起了文學界和讀者的極大關注。他開始不僅以詩名世，更以雜文名世了。
魯迅精神
我是後來才知道，燕祥的創作生涯並不是以詩起步，而是在十四歲時以雜文起步的。他讀中學時，就受老師的影響，讀過許多魯迅的書。盡管未必能全部領會魯迅作品的深邃思想，但他的確景仰魯迅，崇拜這位思想和文化的巨人，讀得很投入，很沉迷。魯迅的藝術風格和人格魅力熏陶了他，培育了他，引導了他此後的人生。他的處女作之所以是雜文，而不是詩，大約可以從這裏得出某種解釋，窺見一點消息。其實，何止一篇處女作，在時隔半個多世紀以後，燕祥有了那麼多作品，那麼曲折的人生，觀其文而察其人，我們完全可以說，魯迅作詩、作文、做人的影響，對於燕祥，是終生的，銘心刻骨的。
不過，雜文處女作的發表並沒有接著把他引向持續的雜文創作，他選擇了做詩人。這也許有多方麵的原因：一是少年和青年時代對於人的個體生命來說，正是一個充滿夢幻和詩性的年齡段，不僅睜開詩的眼睛看取世界，而且從外部世界獲取的信息，也多被詩情暈染著。因此，敏於感受、憂樂過人的燕祥，把他的精力投入寫詩，就比較容易理解了。二是雜文需要豐厚的營養和知識累積，還需要有足夠的人生閱曆和對人生的深刻理解，這些，對於少年燕祥來說，都不具備，盡管他好學覃思，是同齡人中的早熟者。三是外部條件不利於雜文的發展與繁榮，哪怕是50年代前期，也被認為早已不是雜文的時代。不是因為沒有了雜文可以針對的弊端和陰暗，而是因為這種文體在主事人心目中變得不合時宜。邵燕祥寫詩，尚且未能逃過1957年的劫難，何況寫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