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出以後，燕祥主要還是寫詩。他是80年代初期享有盛譽的桂冠詩人之一，但也開始寫雜文了，到了1983年和1984年，則寫得相當多了。當時的《光明日報》、《人民日報》上常可以看到他文風老辣犀利、切中時弊而又痛快淋漓的雜文。他多用真名，有時也用杜妹芬、謝家胥一類需要經過詮釋才能了解含義的筆名。這是他雜文創作的最初噴發期。他的許多影響頗大的雜文名篇，就出在這一時期，如《元宵話起哄》、《娘打兒子論》、《有感於培根的傑出和卑鄙》等。
他把這一時期的雜文收為一集，取名《蜜和刺》，集稿後，我曾先睹為快，並且寫了一篇評論。他原說好請夏衍老寫一篇序，後來夏衍老因為身體不好，精力不濟，沒有寫成，付梓時便用我的這篇評論權充代序。在這篇文字中，我發現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非常可貴而又久違的膽略和器識。這膽略和器識，雖經曆次左的政治運動和摧殘，仍然活著，不曾泯滅，我感到非常振奮。
《蜜和刺》問世後，有一次碰到燕祥，他忽然說，“我的本行是寫詩，不能老寫雜文，還是該打住，回頭去專心寫詩。”我說，“你的詩常見耀眼的理性，這種理性有時作為哲理，給讀者以啟示。轉化得好，則使詩意深永，耐人尋味；但也多有未經很好審美轉化的，則反而使詩意過於直露，破壞詩美。不過這種理性，在你的雜文中，則成為‘眼’之所在，警策之所生，美之所在。”我建議他，得到的材料，引發的感興，適合作詩則作詩，適合作文則作文，不必在吟詩和作文上給自己畫框框，自縛手腳。
實際上，那一時期，他之於雜文，可謂感興雲集，文思泉湧。自己說是，“心裏常有六七十個題目要寫，”平均一天有一千五百言的產量，大抵可以日成一篇，有時一日兩篇。這就是說，他想刹車去專心寫詩，也不可能了。他就是這樣，逐漸完成了從詩人到雜文家的角色轉換。
80年代末，中國作家協會創研室在文化部教育樓舉行了“邵燕祥雜文研討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由作協出麵，為當代雜文家個人舉行的第一個研討會。藍翎在發言中說：“50年代中國雜文的代表是徐懋庸，60年代的代表是鄧拓，80年代的代表則是邵燕祥。”不僅80年代，就是到了90年代，燕祥仍然是中國當代雜文的主要代表人物。
80年代末，我在研究了燕祥此前的全部雜文創作後寫了一篇叫作《文格和人格》的拙文，刊發在當年的《文學評論》上。那篇文章曾遭左爺攻擊，並加整肅，爭議頗大。但那是我經過研究以後得出的學術結論。在沒有得出足以推翻那些結論的材料和證據之前，我是不會輕易放棄的，當時如此，現在也如此。
燕祥疾惡如仇，敢於抽刀向強者，放於大膽進擊，不是左右偏側的小草。他看來文弱溫雅，骨頭卻是最硬的。他的雜文，是現代中國知識者的良心，是社會的良知。如今他雜文的數量，已經遠遠超過了他的詩作。可以說，他作為雜文家的成就，超過了他作為詩人的成就，盡管他雜文中也不乏詩情和詩筆。
我以為在燕祥的雜文創作中，最珍貴的是他的人格，他作為知識者的精神。這種精神，是他從魯迅那裏自覺繼承下來的，從血氣方剛的少年時代，到白發丹心的晚年，未少懈怠，未少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