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燕祥
何鎮邦
青年詩人邵燕祥，這在50年代的詩壇，是個很響亮的名字。我那時作為一個癡迷著詩歌的少年，是很崇拜他的。當朗讀他的《到遠方去》、《我們架設了這條超高壓輸電線》、《我們熱愛我們的土地》等熱情洋溢的詩篇時，多麼希望能見到這位詩人，同他交談啊！然而直到80年代初，我已人到中年並調到作協工作，有機會見到燕祥時，他已不再年輕，而且已不再怎麼寫詩，而用大部分時間和精力寫散文、隨筆和雜文，詩人邵燕祥已成了散文家、雜文家邵燕祥了。
記得第一次見到邵燕祥並同他交談是在江蘇省作協舉辦的太湖筆會上。此次筆會於1984年秋舉行，曆南京、蘇州和無錫三地，與會者既有來自北京、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文藝界朋友，也有江蘇的一些新老朋友。燕祥當時正擔任著《詩刊》的副主編，記得在南京金陵飯店第一次見到他時，還把他同另一位著名的雜文家藍翎弄混了，因為他們的相貌實在有點近似，當然細細分辨，還是可以看出燕祥那儒雅的特點的。之所以把他混同於藍翎，正說明對他的生疏。在太湖筆會上，由於是初次認識，談得不多。交談得較多的是當年在北京舉行跨年度的中國作協“四大”上。那次會，我是工作人員，在簡報組工作，而燕祥是與會正式代表。就在那次會上他以相當多的票數被選為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但這種身份的不同並不影響我們之間的交談。記得這種隨意的交談大多是在餐桌上邊吃邊聊，有時是在走廊上見到聊幾句。
1985年之後，很少見到燕祥，因為我是不大喜歡到處串門的人，而且同燕祥在業務上又沒有什麼聯係，他寫他的詩和隨筆、雜文，而我好幾年中又把全部精力用於當代長篇小說的研究和評論。隻是常常聽到燕祥日子不怎麼好過的消息，但是，燕祥照祥理直氣壯地生活著，戰鬥著。常常可以從報刊上讀到他那文筆犀利、憂國憂民的隨筆和雜文。
到了1995年1月，我與童慶炳教授一道主編的“文體學叢書”以及童慶炳主編的“文藝新視角叢書”出版。雲南人民出版社很重視這兩套叢書的出版，擬在北京召開一次研討會，請北京的學者、評論家和作家一起來議論議論這兩套頗有些新意的文藝理論新著作。在討論邀請名單時，很多人一齊想到請邵燕祥同誌。於是，我同出版社負責這兩套書的責編來到位於虎坊路的燕祥寓所送書，請他參加研討會。燕祥稍作謙遜便痛快地答應了。時屆嚴冬，從虎坊路到北京師大路又遠，臨別時我一直囑咐燕祥到時打個的到會場，車費照例是可以報銷的。到了開會那天早晨，天空飄起了小雪花，我因為參與會議的一些工作提早趕到會場，發現早早趕到會場的幾位朋友中就有燕祥。當問他是怎麼來的，準備給他報車費時，他還若無其事地說是坐公共汽車來的。這就是邵燕祥！這就是邵燕祥布衣本色的具體表現。時下，人們大都很注意官階和規格，注意各種待遇，注意新聞報道的名單排列和會上的座位安排，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表現自己的身份和價值。在這方麵，燕祥是完全超凡脫俗的，照說他是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又擔任過《詩刊》副主編，是著名的詩人及散文、雜文作家，是名人，且享受廳局級待遇，應該有點“譜”，但燕祥最痛恨的就是這種“譜”，他絕沒有名人的那種“派頭”，也絕不擺廳局級的“譜”兒。乘公共汽車參加研討會，隻是他布衣本色的一點具體的表現。
到了1995年3月間，正是江南鶯飛草長仲春時節，停了好幾年的中國主席團例會在上海召開。邵燕祥作為主席團委員，照說應該赴會，因為這次會是主席團例會被無端停了好幾年才召開的，巴老又親自出麵主持，更應該參加。但他可能有別的急事不能與會，便給會議上寫了一封信，此信當時在會上是作為會議簡報發的。此信不僅表現了燕祥的凜然正氣，而且文字也好，現全文抄錄如下，供讀者共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