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寫作姿態的感想
蘇童
之所以談及這個問題，緣於我在不久前與一位記者朋友談話的時候，他多次提及我以前寫作的先鋒姿態。也是在與他交談的過程中，我忽然意識到，他的言談之間隱隱約約地透露出對我的批評：你背叛了先鋒小說。
他談到了《米》，他很喜歡《米》，我知道好多朋友對我的這個長篇處女作的喜愛超過了我自己對它的喜愛。人們大多喜歡血氣方剛、劍走偏鋒的東西，哪怕它粗糙，哪怕它有嚴重的缺陷。所謂“先鋒”當然隻是對其作出的文學化表述，究其實質來說，那是一種對年輕的熱血沸騰的寫作的關注。事隔多年以後，我努力地回憶我在寫《米》時的寫作狀態和情景，我所能回憶起來的我酷似一隻橫行無忌的螃蟹。我記得我當時非常熱血，同時非常冷血，幾乎就像一次文學的極限體驗，我懷著一種破壞欲和顛覆欲，以異常魯莽和冷酷的推進方式將一個家庭的故事描繪成一個近乎地獄的故事，我要破壞和顛覆的東西太多了，被認定的人性、道德、倫理框架，能打碎的統統打碎。我甚至覺得我當時的寫作狀態有點像跳大神的狀態。除去敘述語言和敘述結構，《米》大概加深了我在讀者中的先鋒印象。現在回頭看這部小說，它的優點很明顯，有銳度有力度；缺點同樣也很明顯，整部作品涉指人性空間，但我不滿的恰好是這個人性空間，它過度尖利而失去了彈性，一個應該是豐厚的多層的空間未免有點狹窄單調。
長話短說，我想借此彈出我所要表達的觀點。在二十年的寫作實踐之後，我漸漸有一個深切的體驗，沒有一種寫作姿態天生是先進的，沒有一種事前確立的寫作姿態可以確立作品的寫作高度和寫作質量。至於說到先鋒立場，我對它的態度似乎越來越曖昧了。我很矛盾，一方麵我讚賞所有的獨特的反世俗的寫作；另一方麵我又覺得預設的“先鋒”姿態是有害的，它像一種病毒一樣會損害一個健康自然的作品的生理組織——如果一個作品有生理組織的話。我理解“先鋒”更多地把其理解為一種寫作姿態，如果說文學場是個競技場，先鋒大概是個跑姿特別、步伐節奏與他人不同的選手，他必將是引人注目的，但問題也將隨之而來，他跑得快嗎？他的成績好嗎？誰也沒法確定。這時候我當然也茫然失措。於是我想先鋒不先鋒也許是不重要的，好比萬河奔流入大海，問題不在於你是一條什麼顏色什麼流向的河流，而在於你是一條河流還是一條小溪還是一方池塘，問題在於你是否已經讓自己像一條河一樣奔流起來。
我想比較完美的寫作是不預設姿態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背叛先鋒本身是一種先鋒，同時寫作者宣誓效忠於先鋒的浮躁，就像宣告效忠於傳統現實主義的保守陳腐一樣有害。文學話語中也要警惕霸權，不該臣服於來自先鋒派的權力話語，和抵抗來自保守的甚至被異化的現實主義霸權一樣的重要。所謂獨特的文學品格永遠是最迷人的夢想，是在嘈雜聲中難以分辨的自己的呼吸，良好的寫作習慣與其說是一種行動，不如說是一種聆聽的姿態，在聆聽中自言自語。
我不知道我是否對於先鋒小說有過真正的背叛，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在長期的寫作生活中曾經背叛過自己。就文學範疇來說，背叛也許是變節，也許是革命，我也許並不真的關心這樣的懸疑之爭，在對自己的靈魂做出堅貞的許諾之後，一切都可以改變，唯一不可改變的是河水奔流的姿勢，那是一個作家不可更改的寫作的姿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