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長城，發現長城是中國古代曆史的一根裝訂線。正是依靠長城這根裝訂線，才把長城南北兩邊縫合到了一起，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國曆史。假如把長城這根裝訂線從中國曆史中抽掉，這部古老的線裝書將立刻散落一地，難以收拾，理不出頭緒。因此，用今天的目光去審視我們一貫以長城為界思考曆史問題的思維方法，某些傳統觀念是值得商榷的，是應作些轉變的。泱泱大國，對待本國的曆史，應該具有一種曆史大度。
我在寫作曆史題材時發現，古往今來，是南來北往的曆史大潮在一波接一波地推動著中國的曆史進程。古代的曆史大潮主要來自北方，一浪又一浪地拍擊著長城這道“長堤”，衝擊著中原大地。中國曆代封建帝王，從秦皇漢武一直到明皇清帝，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在圍繞著長城防線的安危，日夜思考著他們的帝業興衰、生死存亡。進入近代以來，中國的曆史風向為之一轉，挾帶著海風潮汛的曆史大潮主要來自南方，一浪接一浪地拍醒中國。鴉片戰爭發生於南方，太平天國起自南方，辛亥革命起自南方，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武裝起義也起自南方。中國的千年封閉，是被來自南方的海風打破的。曆史要離遠了看，才能看到一些大尺度的曆史規律。
蘇聯搞了七十年社會主義，竟在一夜之間土崩瓦解。對於發生在20世紀之末的這一重大曆史事件，怎能不令我痛苦地深深思索？為此，訪俄期間，我帶著強烈的疑問，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問，苦苦尋找答案，生發種種感慨，寫下了一組文章。選入這本集子的《彼得堡，滄桑三百年》《朱可夫雕像》是其中的兩篇，有些篇目被一些出版社選入了另外一些選本。
伊拉克戰爭令我投去格外關注的目光，不僅因為它是一場發生在信息化時代的新型戰爭，調動了我作為一名中國將軍的職業敏感；同時，著眼於新世紀伊始的國際政治動向，剖析一下伊拉克這個國家、薩達姆這位人物，也都具有某種典型意義。所幸，我跟蹤觀察伊拉克戰爭所寫的《觀戰筆記》一書，雖是政論性、時間性很強的隨筆性作品，但我在書中所作的一係列分析和某些預見性判斷，都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並且正在被事態的發展繼續印證。
幾句題外的話
我一再聲明，我是軍人，寫作隻是我的一項業餘愛好。文學這東西，一旦“愛”上了它，欲罷不能，難以割舍，把我自己“害”苦了。長期熬夜不說，閑言碎語也在所難免。好在有句老話說“宰相肚裏能撐船”，那麼將軍肚裏開輛坦克也是不成問題的，所以我能堅持業餘寫作到今天。我自己感覺“武”與“文”在我身上統一得不錯，幾近“完美”；但在有些人眼裏，“文”與“武”永遠是矛盾的、對立的。這邊有人說：“當了領導還去寫什麼詩，不務正業。”另一邊又在說：“他當了那麼大的‘官’了，還到文人堆裏來擠什麼？”忽然宣布我得了一項什麼文學獎，記者采訪評委時也問：“是不是因為他是一位領導，你們才給了他這麼高的獎？”那位接受采訪的評委火了：“你也太小看我們了！”我借此機會向這位評委表示歉意，我連累了他，讓他受了委屈。有些人是討厭“官”的，一聽說是當“官”的寫的東西，文章還沒有看，就先入為主，認為那是“官樣文章”，甚至還猜想有人為我“代筆”或“潤色”。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說，我的詩歌和散文，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是我自己的。
所以我始終認定一條：一位詩人，一位作家，最終還是要靠自己的作品來證明自己。
所以我在寫作上始終告誡自己：不以小名喜，不因敗筆哀，不為流言棄。
所以我寫得比較苦。我這是自找苦吃，樂在其中。
所以我目前想休整一段時間，待精神和精力均好時，看看還能不能再寫出點什麼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