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還是大姐？
劉心武
一
有一回，一位海外來華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學者，訪問宗璞時問她：“當代中國大陸作家裏，你跟誰比較好？”她說：“我跟劉心武比較好。”對方頗為吃驚。宗璞答完，大概自己也比較吃驚。所以後來她打電話告訴了我，並且笑著說：“……她那麼問我，不知怎麼的，我就那麼答了……”我聽了，自然也吃驚。
我管宗璞叫大姐。宗璞大姐在文壇，是個人見人敬、人見人愛的才女。選舉時，她得票率極高，倘若她自己也投自己一票，那很可能達到百分之百。她長期患病，身體一直欠安，因此寫得很慢，要求自己又嚴格，常常是，寫了好幾百乃至上千字了，覺得不好，便馬上撕掉；但是，因為她畢竟是稍能振奮精神時，便勤奮握筆，所以細水長流，慢工細活，過一段時間，回頭一看，幫她算算，所出的書，所發表的作品，卻也相當不少。遠了不說，起碼這二十年來，她是個年年有作品的、貫穿型的作家，這在她那個年齡段的作家群裏，是難能可貴的。而且，宗璞大姐的成就、威望，這些年來呈扶搖直上之勢。也許恰恰是因為這種情勢，願意接近她的，跟她密切來往的，與日俱增。我這麼個憊懶人物，或者像某位同行，當著我麵，很同情地給我定的位——“死角裏的人物”，也就覺得，不必太多地湊上前去了。當然，宗璞大姐跟我的想法不一樣，我過很長時間才給她掛一個電話，她很高興，一點沒覺得我“多餘”，甚至於還有些個“驚乎熱中腸”，嗔怪我何以“好久沒有消息”。
二
算來，我差不多兩年沒跟宗璞大姐見麵了，這兩年裏，通電話也有限。我承認，自己的性格，似乎越來越孤拐，也許是，經過這些年生活遭際的磨煉，胸腔裏的一顆心，是內裏越來越熱越軟，外殼卻越來越冷越硬了。這兩年裏，凡見到宗璞大姐的文字——有時候是發表在並不怎麼流行的偏僻刊物上——總還是要習慣性地精讀細品，讀完，少不得要推薦給曉歌(我愛人)，她讀完，又總要討論一陣。她常說，該把我們的反應，告訴宗璞大姐，其實撥個電話很簡單，舉手之勞，我又有的是“煲電話粥”的時間，卻總是“駕不起事’(這是四川話，意為不能落實於行動)，懶懶散散的，到頭來，是並沒撥去電話。
可是，在一個我沒有去的會議上，宗璞卻在大庭廣眾中，為一樁關係到我的事，為我抱不平。她想到了，不是懶懶地，想說，到頭來，卻沒說；而是，想到了，也就說了，說得清清楚楚，淋漓盡致。以我這樣一個已然自願“出局”又極不善為人處世，厭者頗多，甚至於還被個別家夥恨不能誣為“叛逃者”加以滅門的、背時的人物，誰願再為我出來說一句半句公道話呢？宗璞大姐卻為我說了。她說了，近乎白說，因為即使是還能跟我過話的、在場的人物，也想不起來給我報道一下，到頭來是宗璞大姐自己，與我通電話時，想起來，跟我說了一遍。我聽了，真是感動莫名。
三
宗璞大姐說，跟我好，好在哪裏？好在坐在一處也罷，通電話也罷，有話說。也就是所謂的有共同語言吧。我們能有什麼共同語言？宗璞大姐的學問，無論中國古典，還是西洋今典，我哪有半點分毫？與她論學，我實在沒有資格。談創作？交流寫作經驗？有那麼一點點，如她說我總是想把事理寫得清清楚楚，認為不可取，給我很大教益;又說投稿被退，乃寫作者的“兵家常事”，使我意識到，寫作時還是要依著自己的信念，由著自己的性子撒歡兒寫，雖說寫完並不是隻打算擱在抽屜裏，還是想投給編輯部，爭取發表的，但萬不可尚未動筆，便揣測編輯部意圖嗜好，以“降軍”姿態前往……這些交談雖甚歡愉，究竟也還不是我們“共同語言”的核心部分。那麼，我們“共同語言”的核心部分，是些什麼？
卻一下子說不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