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寫真情並實景任它埋沒與流傳
葉廣芩
每月從單位領些個工資，以前還得蓋章簽字，月月跟會計打照麵，現在省事了，直接轉到銀行，取不取由你。工資的補貼名目繁多，扣除也名目繁多，讓人很難鬧明白究竟該掙多少。工資折上的數字月月變化，索性不去管它，想的是單位總不會虧待你，任它攀升與下滑。我寫文章與此雷同，寫了投了，從來不問收獲，我敢說，至今各編輯部的編輯朋友中沒有一個接到過我問詢稿件的電話和信件，稿子寄出便寄出了，管它做甚。令人愉快的是從傳達室經過，常常被傳達喊住，因為有小稿費寄來。哪兒來的，多少錢也不管，反正傳達的本子上一筆筆給記著，都是自己勞動所得，拿得很踏實。有這些稿費在兜裏裝著，至少在菜市場提著籃子買菜會感到充實，不會再為那些紅鹽白米的貴賤傷神。
這樣賺錢真好！每天早晨在公園裏操練自編的體操，多為“雙手托天理三焦，左右開弓射大雕”之類的傳統動作。迎著太陽看著藍天，練得微有汗意、渾身通泰了到早市上一轉，花五六塊錢買束時鮮的花兒，舉回來插在瓶子裏，書桌上便有了清香。敲幾行電腦喝幾口香茶，進入自己造出的天地，喜怒哀樂，嬉笑怒罵，十分豐富。飲食清素，朋友二三，家常的日子家常的人，寫些家常的文章，說些家常的話，裝腔作勢的年齡已經過去，天命己知，所崇尚的唯有恬淡和平安。
這樣活著真好，有人問起我“家族小說”的事情，也不知是誰，在什麼時候，將我寫的那些《夢也何曾到謝橋》一類作品歸類於“家族小說”範疇。我常想，這個詞彙挺怪，誰的家族呢？我的嗎？瞎掰！我的老哥哥、老姐姐們大都還健在，我寫的那些故事，他們一概不認可，害得我出了書隻好藏著掖著，怕他們笑話。在他們眼裏，我是家族中最沒出息的一個，他們說“咱家那位作家，隻會把些個事兒驢唇不對馬嘴地胡安……”在這裏應該提出的是，他們嘴裏的“作家”絕對是個貶義詞，與“不學無術”畫等號。深秋，我在北京創作老舍《茶館》的電視連續劇，閑暇和妹妹小荃去看望我們的四哥，這個大我兩輪的哥哥給我們每人找了兩本老字帖，字帖上有家裏老一輩留下的墨跡，越發顯得珍貴。他讓我們回去好好臨摹，不許偷懶，下次見他的時候要把作業帶來……他是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書法教授，我知道，他對我們的要求不會比他的學生寬鬆。我說現在寫作用電腦，已經許久不用筆寫字了，他批評了我那“沒有靈魂和個性的肉頭字”，說一切藝術都是相通的，字寫得很臭，文章也好不到哪兒去……聽著兄長的訓導，望著屋裏暗紅色陳舊的家具，望著牆上映在夕陽中發黃的老照片，望著白髯飄灑、清臒飄逸的兄長，嗅著兒時便熟識的氣味，我想，這就是伴隨我成長的家的基調，我的文學……
人們說，作家要跟得上時代，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這絕對是真知灼見，我特別敬重的崔道怡先生也說，大凡作者，其思想水平和境界要高於、新於常人，要看得遠，挖得深，要見人所未見，識人所未識，成為群眾與時代的先知先覺。我常常用這句話提醒鞭策自己，可是不行，我做不到。許多人家裏掛著鄭板橋的書法“難得糊塗”，我的房間裏也掛過，後來搬了新房被我丈夫換了，換成了他寫的“難得清醒”，在廣島的書房索性被他題了“糊塗齋”幾個字。後來想想，他也真是題到了點子上，鄭板橋的“難得糊塗”是一種超越聰明的大智慧，我是一種浸泡在迷糊中的真憨傻，自己糊塗卻企圖讓讀者明白，自己淺薄卻讓評論家去尋找深刻，實在是讓人受罪。我寫文章的時候永遠是沒有主題，永遠是信馬由韁，誰讓我談創新體會，我便如實招來，下筆之前從不知自己要寫的是短篇中篇還是長篇，就好像麵對一個被雪覆蓋著的花園，我拿著笤帚要把通往各個景點的路掃出來，哪兒有小橋，哪兒有花台，哪兒有甬路全然不知道，從哪兒下笤帚全憑感覺，也許歪七扭八地掃出些沒用的東西，也許掃到湖邊險些掉進水裏……但是我知道，我終究會把這些美麗景致一個一個掏出來，讓人來欣賞它，享受它。這是我寫作的自信，是我麵對空白的電腦首先產生的意念。當然，有時寫著寫著沒興趣了，立馬就能打住，絕不怕有虎頭蛇尾之嫌。我知道，我都不想寫了，讀者肯定也不想看了，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