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芩姐考上了北京女一中。我問她為什麼不考離家近的女二中，她說，一就是一，排在二前邊。這個回答到現在想來都挺有意思。我們學校的校名是北京第一女子中學，“女子”合成一個字就念“好”，就是北京第一好中學。在她的心目中，什麼事情都要做得最好。的確，“文革”前的女一中是北京市女子中學中數一數二的，要考進女一中不是那麼容易。因為學校較遠，芩姐中午不回來了，興趣又轉移到了讀書上。她每天下午放學回來，都會帶本課外書，是從圖書館借的。她要求自己很嚴格，不論多好看的書，都先放一邊，先做作業，然後複習，一切都妥當了，才拿起課外書來。星期天也是安排得滿滿的，除了複習功課，她每禮拜天還要畫畫，畫工筆，細細地一筆一筆地描，有時一張畫要畫一個月，說是要磨煉性情。而這正給我提供了看書的好機會，我每天下午早早兒的把作業做完了，眼巴巴兒地坐在廊子下等著她放學，她一進門，我就上去搶書包，把書翻了出來開始看。她借回來什麼，我就看什麼，而且得搶在她寫作業的這點時間內看，所以看書的速度極快，因為不定她什麼時候就會要走了。在那段時間裏，我真看了不少書，反正是她看過的，我也全看過，不過也落下個不好的毛病，看書不求甚解，一目十行，有時一本書一晚上就看完了。這種“快速閱讀法”，到現在都改不過來。我小學畢業考初中，報誌願很有些戲劇性。我的誌願是芩姐幫我選的，一共是三個：女一中、女二中、女四中。誌願交上去第二天，班主任讓我去校長室，說校長找我。女校長和藹可親，先說了不少誇獎我的話，不過，最後我還是聽明白了，是報的誌願出了問題。按現在的話來說，是三個誌願沒有拉開檔次，三個誌願跨了三個區，西區、東城、朝陽，而且都是這三個區的頂尖學校，一旦有一點閃失，將全軍覆沒。女校長微笑著，把誌願遞給我，讓我回去把第二、第三個誌願改一下。第二天，我把誌願交回校長室，女校長的臉上沒有了微笑。我的誌願還是那三個，原因是芩姐不讓改，還扔給我一句話“你隻有一條路，必須考上第一個。”現在想起來，老師、校長真是做到了仁至義盡，而我卻是個不識時務的學生，又碰上了一個愛頂尖的姐姐。破釜沉舟，這是芩姐的良苦用心。從把誌願交上去的那一刻，我就沒退路了。
最終，我考上了女一中，那年的錄取分數線是196分。
置之死地而後生，逼著自己咬牙，這是芩姐的處事原則，我常常驚異她對自己的狠勁兒，她會利用一切機會充實自己，在對待學問上，從不偷懶，在對待錯誤上，從不原諒自己。我2001年到日本去看望她，她的房間門口掛著一塊木頭牌子，上麵寫著“反省中”，她說她得常常想想，每天是不是有該幹的事沒幹，或幹錯了事而不覺得……五十多歲的人了，應該說到了頤養天年的時候，她卻還不斷給自己找事。她的日語水平相當不錯，這次回到北京，卻突然向我提出要學習英語，我的丈夫是英語教授，她認為這是近水樓台，至少音標先得學會吧，其他可以自己慢慢來……我問她想幹什麼，她說電腦要用，交流要用，她還計劃要繞地球旅行一周。這個人哪……
回首往事，雖然我們年少時家境窘迫，生活中滿是酸澀，但也有我們的無窮樂趣，有我們五彩的夢。那是我們人生的起點，是我們人生的基礎所在。芩姐是我的啟蒙老師，我對文學、美術的愛好，都和她分不開。
1968年秋，芩姐分配去了西安。火車站上，和她一起走的同學幾乎全家都來送行，帶著大包小包，父母親拉著孩子的手，千叮嚀萬囑咐的，那情景讓人羨慕。而她，隻有我一個人來送，小小的一件行李，連午飯也沒有帶，穿著一件很寒酸的半舊的襯衫。母親在家中躺著，患了絕症，已無精力顧及離家的兒女，她是心事重重走出家門的。我們躲開喧鬧的人群，她一遍一遍地囑咐我，叫我多幫母親幹活兒，別忘了帶母親去看病，我們都知道，母親生日無多了——重壓之下，她的心在滴血，我哽咽得說不出話來。火車向西開走了，我看見了芩姐眼裏的淚水，我跟著火車跑著——後來聽跟芩姐一起走的同學講，在火車上，她坐在角落裏，一直無聲地流淚，從北京一直哭到保定。直至今日，我每到火車站總是心情很壞，或許是這第一次的離別和我後來插隊時的來來往往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慘。
芩姐走後，我收拾她睡的床鋪時，發現了一遝子紙，原來是過去我畫的一組漫畫，那是“文革”中在家逍遙時給芩姐貼的大字報。記得那天不知為什麼我們發生了口角，芩姐出去了，我氣猶未盡找來了紙、筆和墨汁，開始又寫又畫。第一張是“葉廣芩走白專道路”，畫的是她騎著一頭瘸驢，左手揮舞著鞭子，右手高舉著一個大三角板，嘴裏高喊著“學好數理化，騎驢走天下！”第二張是“葉廣芩貪圖安逸享受”，畫的是她舒服地躺在床上，腦子裏想的是許許多多好吃的，有話梅、鹹帶魚什麼的。這兩樣是在當時的條件下，她最愛吃的——畫完後，我把這一組漫畫貼在她床邊的牆上，很是得意。晚上，芩姐回來發現了她床邊的漫畫，我等著她發火，沒想到她看著看著，撲哧一下樂了，一邊往下揭，一邊說：“這可是有紀念意義，我得好好保存。”說著把它們壓在了褥子底下。眼下，看著這一張張漫畫，我的眼睛濕潤了，物在，人卻去了，心裏空落落的。也就是從那時起，我體會到了什麼是離別，什麼叫思念。本想把這幾張畫好好保存留做紀念，但後來也丟失了。
1969年1月，我插隊去了陝西延安地區延長縣，和芩姐在同一個省份。
或許是離開了家鄉，彼此分離，也或許是長大了的緣故，我們學會了彼此關心，相互牽掛。
我到陝北後，芩姐因為有了工作，掙了工資，承擔了我的經濟費用。剛到陝北第一年，我由於水土不服，吃的又全是粗糧，腸胃不好，拉肚子持續了半年多。初夏的一天，芩姐突然風塵仆仆地站在我麵前，說：“正好有便車到延安，我來看看你。”我真是震驚了，感動得半天說不出話來。說是有便車，其實從西安到我們村裏，足足有一千多裏的路程，她到了延安後，還要換車到延長縣，從縣裏到村裏又要走五十裏山路，真不知她一個人是怎麼找到這兒的。芩姐的到來，著實讓同學們羨慕得不得了，我更是像過年一樣高興。我從老鄉那兒借來二十個雞蛋，一下子都給炒了，沒有油，幹炒，那些雞蛋變成了一個個硬疙瘩。下鄉後，我憑著從北京帶來的幾本芩姐用過的醫學教科書和對醫學濃厚的興趣，當上了村裏的赤腳醫生。芩姐在我那兒期間，剛好有幾個病人，她陪著我上東坡兒下西溝地去老鄉家看望，我跟她又學了不少醫學知識和臨床經驗。她耐心地給我講在不具備化驗條件情況下，怎樣區分痢疾和腸炎，醫療器具怎樣消毒，農村常見病的最基本處理方法——後來在芩姐的小說《醒也無聊》裏邊，有個在陝北插隊的知青形象金瑞，她將金瑞在陝北插隊的情節寫得活靈活現，許多人都以為她一定有過陝北插隊經曆，其實那裏邊很多是她當年住在我們村裏的觀察和體會。洞察生活的細致入微，體會周圍人的言語顏色，可能是來自芩姐敏感的性情和內向的性格，她常常在不動聲色中，將周圍的一切審視得清楚透徹，做到心中有數。那時她根本沒有想過寫小說，我從來也沒有聽過她有當作家的夢想，但是這種從小特殊經曆造成的生活態度，已經成為她的習慣，成為她的本真。
芩姐從陝北回到西安。沒想到等著她的是一場厄運。回去後不久，因為“詩”的問題，芩姐被上綱上線打成“現行反革命”，那年她二十歲，被下放到黃河灘放豬。通信地址的改變，我意識到發生了什麼，在我再三追問下，芩姐輕描淡寫地說了個大概。我給她回信說你不會反對毛主席，我相信你。你一定要好好的！那段時間，我很擔心，害怕，怕她一時想不開出意外，怕她挺不過這一關，怕我永遠失去她。幾十年過去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從未聽她細講過，直到她的《沒有日記的羅敷河》出版後，我才清楚地知道當時她所經曆的一切。她不願意說那段日子，那是她生命中最黑暗的年代，那是真正的置之死地而後生！
像當年在熱孝中，躲避人們各色的目光一樣，她堅守住自己的人格，將牙咬碎，咽進肚裏。最終，她挺過來了。不光挺過來了，而且還利用獨自一人放豬的機會自學了日語。她先是可以熟練地用日語背誦“老三篇”和毛主席語錄，而後又將《漢方研究》雜誌上的一些科普小文章試著翻譯出來，寫了厚厚的幾本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她把這些書稿分成兩部分交給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兩個出版社不約而同全都給出版了。大概沒有誰知道，芩姐最初涉足文壇是從翻譯開始的，20世紀80年代初，她翻譯了不少小說，那是她寫作的準備階段，也未可知。芩姐自嘲說自己是因禍得福，說這日語是“撿來的”。我不能不佩服芩姐麵對逆境的奮發拚搏精神，她的永不服輸的勁頭。她經曆了一次涅槃，得到了新生，得到了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