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這個時候，整個歐洲都在中世紀漫長的暗夜裏“冬眠”，遙想從遙遠的東方泉州港出發的航船上滿載的瓷器、香料，曾經是他們中一些人在寒冷的冬季從精神上取暖的一種方式。
幾個世紀後，航海家哥倫布有幸閱讀了《馬可·波羅行紀》，頓時引發出尋找東方世界、探索東方神話的興趣，才攜帶西班牙君主致中國皇帝的國書，踏上了遠航東方的海上行程。
而荷蘭成為世界“馬車夫”，也同樣是幾個世紀後的事。
俱往矣，泉州人駕駛馬車在海上叱吒風雲的歲月，如今已濃縮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中。這是中國唯一的一座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在綠樹掩映之間，在一泓清水之上，一座宛如古代帆船的白色建築物躍然而出，猶如一艘遠航的海輪駛入平靜的港灣。
“泉州灣宋代古船陳列館”的鎮館之寶是1974年夏天，在泉州灣後渚港被發現並發掘出來的一艘南宋海船，它在海底沉沒了700多年，然而它的重新麵世卻引發了世界船舶考古界的地震。
這艘三桅遠洋貨船雖然隻是一個殘體，但它卻揭曉了我國宋代海船最先進的製造技術成就——在這之前，關於中國的遠洋海船，一直是個傳說，一直是個猜測。現在展出的船長34米、寬11米、船吃水4米，排水量近400噸，載重量200噸，使用了成熟的水密隔艙設計——這是中國人在造船技術上最為偉大的發明之一。它造型的優美，結構的堅固，使用的高超技術等等所達到的完美程度，代表了當時世界的最高水平，使它成了中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最著名的海船，相當於當今獨步天下的美國航母。據考證，這樣的航船在太平洋、在印度洋、在中國東海、南海的海底，數以萬計！而這些沉睡海底的傑作，大多來自泉州。
我是以一種朝聖的心情走進了“泉州灣宋代古船陳列館”， 麵對著陳列在水池中氣勢宏大的宋代海船，我就像是一個新入教的基督教徒，麵對一部碩大莊嚴的《聖經》。它靜默在展館中，那是一種王者之風的靜默。在那靜默中透出的是刀光劍影、鼓角爭鳴的雄風；是笑傲天下、舍我其誰的霸王風範。就是那船體的破損之處，也讓人仿佛感受到有南洋、印度洋的鹹澀海風從它的縫隙中呼嘯而來，有海浪翻騰著陽光向人撲來，我甚至感覺船體旁那一人多高的鐵錨，在朝霞中攪動萬頃海波，上百好漢朗聲呐喊“起錨——”。
然而進入泉州曆史的天空，讓我心靈不能承受之重的，並不是“後渚沉船”，雖然它在我心中已經是那樣如山的巍峨。但對於我來說，更重的是“鄭成功”這個名字。如果說“後渚沉船”承載的是泉州曆史的輝煌和榮譽，那麼，鄭成功承載的就是當下中國男人應該有的尊嚴和血性。
“後渚沉船”的輝煌很遺憾地沒有遺傳為後世海洋的神話。到了明朝朱元璋和清代帝王這些臭男人眼中，宋元那些怒嘯大海的船帆，連破尿布也不如，接二連三的“隻帆片板不許下海”的禁海令，如同催促嶽飛從疆場返回的12道催命金牌，活生生判了中國人征服海洋、征服世界雄心壯誌的死刑。在沒有政府發工資，沒有政府投入人力的背景下，泉州南安人鄭成功的父輩居然以自己的勇悍和智慧，控製了整個中國海和南洋的製海權，成了令南來北往的海盜聞風喪膽的海上“馬車夫”，創造了與洋人交手從無敗績的奇跡——而在同時，他們的作為卻成為了明王朝要趕盡殺絕的“敗類”。
我無法不敬佩鄭成功這個男人。1661年，當他率領兩萬多“江東子弟”、400艘戰船收複台灣時，正處於國破家亡的悲苦與深痛中：國破——明王朝已被清朝所滅；家亡——父親鄭芝龍被清王朝誘殺。在沒有清王朝的政治支撐，沒有全國人民以舉國之力作為堅強後盾的艱難背景下，他這個“個體戶”與那兩萬多福建人憑著這一片大海的陽剛、高傲、勇武，竟然虎口拔牙，從荷蘭人手中奪回了台灣！
為了感恩鄭成功，泉州人在市區最高的大坪山上，建造了鄭成功雕像。隻有20多平方米的山巔，幾乎整個為他的雕像占有。鄭成功頭戴金盔，身披金甲，足跨金馬，雄視台灣。
尋訪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