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佛屠桑下幾慈悲
大慈寺雖然經曆了千多年的發展，但一直沒有一部完整像樣的寺誌，因此其寺廟諸多情形付諸闕如。即令到了離我們很近的20世紀，大慈寺的許多情況也不甚了了。
一座寺廟的曆史，沒有很好的實物檔案和地下文物相互印證，沒有較為完備的寺誌，那麼要說清該寺廟的曆史是比較困難的。
從一張《大慈寺諸師工作工分名單》，我們得知寺內每個人所做事及其月薪，這對考察1949年後的寺院經濟也有一定的用處。
由於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時，生計日艱，後來再加上三線建設、備戰備荒風潮漸起，因此寺廟裏也在逐步遣散僧人……
大慈寺僧人情況
大慈寺收支年表
政治學習
劫後重光
右派分子名單
自給自救的生產勞動
聖欽法師葬禮
清末光緒年間重建後，大慈寺處於恢複狀態，但其規模和香火情況不及唐宋遠甚。清朝覆滅，民國建立不久，四川在1918-1935年的17年間發生了470次軍閥混戰，各地軍閥橫征暴斂，有的地方提前預支稅收達幾十年之久，其慘狀可謂空前。緊接著八年抗戰、四年解放戰爭，動亂頻仍，活命尚且不易，況乎這種與民眾日常生存關係不大的寺廟？
20世紀50年代初，社會劇變待定，一些出家人棄佛寺而還俗。而此前未曾離婚即已出家的人，在20世紀50年代新婚姻法頒布後，便收到女方的離婚請求，我就曾搜到有這樣的資料。當然還有更多的人，靜等社會安定後，繼續在佛寺修行弘法。我非常有幸收到一係列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成都佛寺如文殊院、昭覺寺、近慈寺、草堂寺、大慈寺等的資料，這些資料事涉寺廟的寺僧工資、日常生活開支、工作情況、出差費用等，雖然瑣細，卻非常重要。因為這些史料與1949年後中國的大曆史諸如反右、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等勾連在一起，可以讓我們從佛教這樣比較特殊的角度來互聯印證，也算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曆史的特殊記錄。
需要作一個總體說明的是，我對這些第一手材料的處理方法是如實照錄，引原話則加引號，摘錄則不增加任何意見。
大慈寺在唐宋鼎盛時期，有96院，寺僧有幾千乃至上萬人。自宋以降，大慈寺的衰頹日甚一日，明清史料非常稀有。大慈寺雖然經曆了千餘年的發展，但一直沒有一部完整像樣的寺誌，因此其寺廟諸多情形付諸闕如。即令到了離我們很近的20世紀，大慈寺的許多情況也不甚了了。我曾向大慈寺的有關方麵人員打聽大慈寺有無保留下來的檔案，他們均說沒有。一座寺廟的曆史，沒有很好的實物檔案和地下文物相互印證，沒有較為完備的寺誌，那麼要說清該寺廟的曆史是比較困難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大慈寺到底有多少人，我手上沒有寺僧的花名冊，但我從手上所掌握的資料來看，還是可以大致還原此一時期的一點基本情況。
1964年3月13日所填寫的《成都市供電局（公司）表燈用電保證金憑證》，就寫明大慈寺電表容量為5安培，存入用電保證金33元，這說明大慈寺用電人數並不多。1963年則為12人，煙票4份，1963年9月23日備注一欄有“職工12人吸煙的4人”，收取者釋演如、釋宏清。憑1964年、1965年的單據——成都市商品票證領取憑單——來看，大慈寺寺僧人數應為10人。憑單在“正住戶口職工人數”填10人，寺廟為集體所有製（但也有填成“全民”者）。每月棉花票、副食品票、糖票、布票各10份，而每個季度的一類煙票（有時是“全民煙票”）為3份，其所有領取者均為釋真觀。這說明1963年為12人，而1964年和1965年兩年則為10人，因何少了兩人，或因為僧人圓寂，或因為轉寺，或者被遣回原籍還俗，總之幾種情形都可能存在。
1958年大慈寺住持聖欽和尚年老，故將永建法師調到大慈寺來任監院。永建在20世紀5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前，一直任大慈寺監院和成都市佛協理事。從曆次學習、開會來看可清理出一份20世紀50年代末至60代初大慈寺寺僧的名單。聖欽（大慈寺方丈，1964年去世）、永建（大慈寺監院）、宏奎（出納）、演如（製表）、真觀、大朗、園果、隆雲、戒品（右派分子）、證光（右派分子、畏罪自殺）、宏暢、清修、寂心、維鈞、隆福、隆詮、聖淮、真悟、凡法、願成、福翠、通智、智益、宏青，其中居士陳述堯曾有一段也在大慈寺學習過。不包括曾在此寺學習過的居士陳述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先後在大慈寺的寺僧名單總數為24名。常在寺廟的寺僧長期維持在10名左右，大慈寺已經淪為一座有曆史的小寺廟了。
從一張《大慈寺諸師工作工分名單》，我們得知每個人所做事務及其月薪，這對考察1949年後的寺院經濟也有一定的用處。按名字、工種、收入（工分所得）排列如次：
而在另一張表格上文殊院22人，工資夥食335元（寬霖自己確定隻7元夥食費）；昭覺寺62人，不包括慈青的在內（大抵他在市佛協任職之故），工資夥食為1131元；而大慈寺則為13人，196元，平均每人每月15元。這樣的工資夥食費用，若有充足的物資可買，是可以過得下去的。
由於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生計日艱，後來再加上三線建設、備戰備荒風潮漸起，因此寺廟裏也在逐步遣散僧人。在一張調查表格裏，愛道堂有14人，其中有10人有自己的去向，比如定靜、淨凋、廣超到鐵像寺；隆淨和果戎擬退休，生活由辦事處供給；退休做臨時工者有海壽、昌厚、隆定3人；海密擬到綿陽老家或者師父智光在梓潼的住處；本慈擬與自己的徒弟明忠隨組織疏散。而大慈寺的8人名單裏隻說到戒品是“摘帽右派”，現住在文殊院，而宏暢跛腳，永建則“他本人表示擬在大慈寺挖防空壕，不走”。永建除了是大慈寺監院外，他還是省、市佛協常務理事，他當然不能說走就走，況且宗教局方麵也不可能讓他走，故留下來挖防空壕是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
生活的困難，當然不隻是吃的東西缺乏，穿的東西也不富裕，大慈寺還算好的，還有些公用棉背心、短大衣、棉褲等可以出借，比如曾有單子上列有“遍能和尚借（棉褲一條），未開條”。（一張“大慈（寺）布票分配名冊表”，有寺僧10人及李美前、陳述堯兩位居士，均為布票10尺。其他用品換回布票175.5尺，最後添加為11尺，作為炊事生產的圍腰用，多餘布票上繳44.5尺。）
不過寺廟裏的方丈和監院，作為寺廟的領導人，要麼工資較高，要麼在工資之外還另有補助，勝過普通寺僧不少。1964年3月9日一個列表上有永光（曾是市佛協會會長、今係近慈寺方丈）、述超（曾係近慈寺監院、今為市佛協理事）、法喜（曾任近慈寺庫房保管兼買辦、今為市佛協理事）、心會（曾任近慈寺監院、今任成都市佛協副秘書長）四個人的名字，隻有永光下有“每月薪資43元”。查當時物價和普通工人的工資，永光的43元工資應為普通工人的兩倍，這對一個日常用度並不多的出家人來說算是夠高了，這也可以反過來證明大慈寺方丈聖欽法師去世時為什麼有1129元存款。再者，大慈寺監院永建多次收到“補助費通知單”：“茲送去補助費壹拾伍元正，請查收。永建先生 四川省人民委員會宗教事務處”，1965年整年和1966年1月都有，可能這是對永建擔任省佛協理事的補助。
彼時的政治學習長年累月，層出不窮。大抵1949-1978年是寺僧參加各種學習、開會最頻繁的年代，念經修行反而成了餘事。現將手中掌握的部分材料陳述出來，以便大家管窺一斑。未能在正文標示的學習文件及時間，我將在《大慈寺年表》裏有所體現，以便將來編輯大慈寺寺誌，能夠據實采入。從保留下來的開會及學習材料看，與大慈寺有關的學習、開會，1958年共15次，看展覽3次；1959年共20次；1960年17次；1963年5次；1965年5次，參觀1次。
1959年10月26日以永建個人的名義曾寫過一頁《大慈寺學習簡報》，其中主要是說工作忙，隻是每周二、五晚七點至九點回寺學習。參加學習的有宏暢、維鈞、清修、大朗、真觀、洪青、寂心、永建。隆雲有時到有時未到，演如在組織上學習，園果有病未參加，聖欽老和尚未參加。學習的文件主要是周恩來的偉大十年和李大章省長的講話。“因為討論時除宏暢師、真觀師談一點，其餘年老的沒有記憶力，故對於文件上全國同我省在1958年大躍進的增產數都記不得，隻有及時多講多讀關於建設同節約增產（的內容），基本上都能以新舊對比來分係（析）確切（實）是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在黨和毛主席英明的領導下把鬼都變成人。種種偉大成績，是有目皆見的……我們現在能記錄的人都沒有，我本人現在眼睛更壞，晚上讀報都感困難。眼下都不如去年了，在領導學習上是很慚愧的，謹此具實呈報。”
1962年11月23日的《成都市佛教協會諸山學習簡報》之開篇就說：“我會在11月23日上午召集文殊院、大慈寺及諸山小廟僧尼及部分居士（我會理事）聽了寬霖副會長關於全國、全省和全市佛教代表會議精神的傳達報告，計到人數46人。……在討論中又由福田秘書長反複將報告的精神和古巴問題、中印邊界問題作了一些個人發言。”如大慈寺永建說古巴從1957年生產就搞得好，700萬人一條心。說到三麵紅旗和人民公社，永建則說，要不是有人民公社，我們就不能這樣享受。古話說，“災荒之後，必有凶年”，而我們遭受三年自然災害，能有這樣的好，就是因為黨的方針正確。對於黨的宗教政策，永建又說，在新中國成立前，黨的宗教政策就是在貫徹執行的，為了一部藏經，還犧牲了幾位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