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傳達和學習，自然會進一步落實到每個寺廟，大慈寺也不例外。1962年12月8日就出有《大慈寺學習討論簡報》。談到國外，大慈寺簡報說：“十月二十日我軍略一還擊，僅幾個鍾頭打得印軍落花流水，取回據點四十餘處，事實俱在，萬眾周知。”至於說到國內，則是談三麵紅旗的光輝，“雖然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是我國百年所未有的，但我們有了三麵紅旗的偉大，戰勝了自然災害。廣大群眾還是穿暖、吃飽，要是舊社會，早已哀鴻遍野，流離失所了，這都是我們親身經曆過的。”
至於說到許多寺廟特別是一些小寺廟想重修，有些還俗的僧人想重新回來。大慈寺簡報則明確說道：“有個別妙想天開的，夢想恢複小廟，並（讓）解放前離開寺廟的出家人回到廟內。這種思想，我們看來是大大錯誤的。……舊社會勞動人民修建的廟宇，現在或修倉庫、或辦學校，都是群眾所需要的，就應該歸還群眾。我記約1954年《現代佛學》登載過這樣一段話，虛雲老法師在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時提的意見，要求政府隻能夠重點培修，一般的應該收為公用。因為我們正在建設的時候需要房屋，他老人家的建議我以為是合法的、是正確的。出家人不能遵守規章製度，見意（異）思遷，還算得忠實的佛教徒嗎？”
聯係到上下文語意，以及簡報最後的署名：“大慈寺永建同全體僅（謹）呈”，簡報應該是以永建住持的口氣所寫，特別是在談及宗教自由時，永建法師再次引用了他在市佛教協會上有同樣意思的發言：“宗教信仰自由，我正確地認識到，始終是貫徹了的。如新中國成立前山西趙城為了一部藏經犧牲八位解放軍戰士。解放後，名山大刹的修複，用了國家很大的款項。再如我寺及文殊院、昭覺寺，黨和政府都用了巨款培修，一洗舊社會寺觀做軍營、花木做柴薪的慘相。”簡報的最後部分“今後的任務”自然是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聽黨的話之類的口號。
政治學習在彼時是大家都不敢馬虎的事，原則上所有的寺僧必須參加。盡管參加，也不是所有人都愛發言，有時甚至還不去，比如大慈寺園果、隆雲就曾多次缺席，被監院永建等人批評為死不進步、懶於學習。大抵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1960年2月6日，園果還與永建大吵大鬧過。
反右運動是當代中國1957年發生的一件大事，被打成右派的究竟有多少人，在諸種檔案尚不開放的情況下，要得到準確的數據，非常困難。何況劃右派還有許多特殊性，如農村中的反右運動，根本沒用右派之名來劃，而是用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名稱。與此同時，城市裏不戴帽的右派或者相似的待遇，還有不少，很多無法證實而消息於天壤間。更有甚者，有被打成右派而沒留下任何檔案材料，連“平反改正”都無由者。
一般認為宗教界都是方外之地、化外之所，但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很強調意識形態和政治正確的年代，哪有什麼地方不被波及呢？據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城山記》，1958年6月，四川灌縣集中全縣道士94人在天師洞進行為期一個半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鳴放辯論，在道士中劃右派分子5名。1980年根據政策進行複查，全屬錯劃，已全部改正。同樣成都佛界教也劃了一些右派，據我查到的殘缺不全的資料，看到“各寺廟的右派分子”名單一張如下：
文殊院：宏奎、解空、澄濟、圓照；
草堂寺：廣學、貫通、能悟、果雲；
大慈寺：戒品、證光（畏罪自殺）；
昭覺寺：（缺）；
愛道堂：隆淨；諸山：果能、隆光、智信（尼）。
這個名單不僅是缺昭覺寺，還缺成都市佛協的。
在另一份材料上有非常詳細的學習時間、人數、大字報數目、意見數目、右派分子名單。現依時間抄錄於後。1957年8月3日-8月26日，成都市佛協學習24天，其中佛協右派分子張淨侯、牛次封兩名。1957年12月16日-1958年2月１０日，文殊院41人（本廟37人，成都市佛協會會長1人，工作人員3人）學習55天，大字報數目353張，意見數目730件，其中有該寺右派分子宏奎、圓照、澄濟、解空四人。昭覺寺、草堂寺、大慈寺三寺合其他寺，都各自在3月14日-5月26日學習72天。昭覺寺43人，大字報數目730張，意見數目420件，其中有右派分子演光、光宗、宏明、聖語、如宗、宗法六人；草堂寺31人，其中有右派分子隆安（畏罪自殺）、廣續（學）、貫通、果雲四人；大慈寺41人（本廟22人，諸山16人，男居士2人，女居士1人），大字報數目783張，意見數目684件，其中有大慈寺右派證光（畏罪自殺）、戒品2人，諸山右派果能、隆光、伍心言居士三人。6月13日-7月17日，愛道堂83人（本堂49人，金沙庵15人，諸山19人）學習34天，大字報數目647張，其中有反社會主義分子隆靜、智信。
對照如上資料，可以看出整個佛教界反右費時基本上接近一年（1957年8月3日-1958年7月17日），參加學習人數、大字報數目、意見數目、右派人數的不完全統計分別為241人、2513張、1834件、23名。反右運動是從知識界、政界逐步過渡到宗教界的，因此佛教界的反右大抵是1957年8月到1958年才開始，1958年1月28日成都市佛教協會有一封公函和前述都江堰道觀1958年6月才劃右派，都可以證實我這樣的判斷。其公函如下：“公安派出所負責同誌：我會在市人委宗教事務處直接領導下，在本月廿八日上午於桂王橋北街43號召開我會右派分子彙報大會，並通過群眾揭發之後要作出相應的處理意見，因此會議相當重要。昨日我會已通知你轄區果能（我會右派），可是至今仍不假不到，為此請大力協助，飭令該右派果能隨我會派來的永觀同誌帶來我會出席會議為荷。”1月28日開“右派分子彙報大會”，說明右派已經劃定，但缺乏群眾運動這一環節，必須補上後，方能達到廣而告之、對右派本人的威懾和教育作用，同時讓民眾對其產生厭而避之乃至恨之的效果。
除了“右派分子彙報大會”外，1958年8月7日、9月1日大慈寺寺僧輪班19人到人民公園看公安展覽一次，9月2日12人到斌升街7號看交心展覽一次。大慈寺負責人永建在呈給上級的學習簡報中說：“在交心展覽和公安展覽方麵，據發言人數來說基本上認識了兩個展覽中的匪特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一切罪犯壞分子等，都對廣大群眾是恨（很）殘酷的，真表明這一切都是階級敵人，也是我們的死敵。”“在整風反右後，在各方麵出現了不少躍進的創造性和嶄新的奇跡”，“我們黨和政府的整風運動和反右鬥爭的光輝的勝利，既打擊了敵人，又挽救了落後人士，同時又促進了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以萬馬奔騰的躍進”。可以想見這樣的展覽對彼時孤立“五類分子”是有相當的作用的。
我沒看到大慈寺對右派分子的批鬥會記錄，一來大慈寺隻有兩名右派，二來有一名已經自殺。或許有批鬥，但其材料卻沒有留存於世，但這並不表明各寺廟對右派分子沒有開會批評。1958年7月7日草堂寺全體僧眾對於該寺的四名右派進行批評教育。“草堂寺右派分子四個每個都比過去好多了，以（已）不敢在寺內扇（煽）動群眾擾亂工作。”由於金沙庵缺少右派名單，或許下麵一份《改造勞動規劃書》的作者聖培，便是金沙庵的寺僧亦未可知。由於這份“改造勞動規劃書”作為史料的珍貴性，特全錄於此。
我這次來文殊院學習，聽了王處長的報告，得到了進一步的學習，我的心裏很歡喜。我在這三年改造中還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夠，最近來在勞動工作中思想上放（犯）了冷熱病，時而稿（搞）工作很努力，時而稿（搞）工作很消極，在勞動重的工作中有些渭（畏）難情繼（緒）。我這個壞的思想根源就是見了別人揭（摘）了帽子，我還沒揭（摘）帽子。我這些壞思想的根源，就是由這些地方來的。經過這次學習，我反省後，這些壞思想經（堅）決要改正過來，揭（摘）不揭（摘）帽子都要努力的工作，才對人民有利，對建設社會主義才有利益。我今後的勞動工作堅決努力的（地）稿（搞）好。這次見了揭（摘）去四位右派的帽子，他們光榮地回到了人民隊伍，今後我們一定向他們學習。我在鳴放當中犯下了重大的罪惡，經過黨和群（眾）的幫助教育下，我隻有好好的勞動，多一份勞動，少份罪惡。規劃如下：
1. 努力勞動工作，每年種躍進紅苕三百斤，種躍進南瓜五百斤，油菜一百窩，種小菜五百斤。
2. 努力加強學習，每天看報半點鍾。學習毛主席選集，各種雜誌一點鍾。
3. 爭取重體力勞動出工走前頭，收工走後頭，每天收點集體農具一次。
4. 聽黨的話，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完成各種任務。
5. 服從群眾藍（監）督，組織調配。
6. 每月回（彙）報思想情況一次和檢舉破壞社會主義的壞人壞事。
從“我這次來文殊院學習”，加上他沒有出現在其他寺廟的右派分子名單中，利用排除法，說明聖培有可能是金沙庵寺僧。而且可證明此規劃為1959年底左右為右派第一次摘帽後不久所寫。成都市佛教界第一批摘帽右派為4人，其中一個摘帽的就是大慈寺的戒品，後來暫住在文殊院。因為1959年12月6-8日，文殊院、大慈寺、昭覺寺三寺的學習簡報，其內容為“對特赦一批戰犯和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的看法。對戰犯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與思想教育相結合”，對右派分子則采取“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相結合”。簡報中稱“右派分子演光，他感覺戰犯都特赦了，他的右派分子的帽子還未摘掉，他說起就當場哭起來。”至於聖培的規劃書中勞動和（自我）檢舉、學習計劃，與當時大環境的要求甚為合拍。但“每年種躍進紅苕三百斤，種躍進南瓜五百斤，油菜一百窩，種小菜五百斤”，恐怕是受大躍進和挑戰書影響的表態，未必能真正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