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劃成右派分子後，出家當和尚、居士已不可能。1963年12月9日，四川省佛教協會漢民族地區理事（擴大）會議（草案），著重討論十一條，其二是為了劃清敵我界限，純潔佛教組織。此條內容如下：“各寺廟不得接收地主、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入教、出家，也不得把戒法傳給他們；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不得進行傳教活動，其所在寺廟的僧尼，應加強對他們的監督和改造。”已被劃成右派分子的寺僧在寺廟裏當然要受到嚴厲的監管，因為這是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之必須。1965年1月6日，文殊院、大慈寺、諸山學習討論“階級鬥爭”，由仁勳主持，他說：“有的把反革命分子當先人在侍奉（妙輪）、請吃飯，有的右派翹尾巴，做轉手買賣佛像。”右派分子轉手買賣佛像也是完全可能的，因為當時盡管經濟有所好轉，但寺僧勞動強度大，要想改善一點生活，就不得不“因地製宜，就地取材”。
我查了比較權威的詹兆渝主編的《中國氣象災害大典·四川卷》（氣象出版社2006年12月版）一書，1958-1962年五年間，四川部分地區有發生過幹旱、小部分其他災難，除此之外，其他一切正常。可是這幾年卻是四川曆史上餓死人最多的時期。即便如成都市副市長李劼人在1958-1962年與子女、親朋好友通信時，也多談及飯菜不夠、餓肚子的情形，何況平民百姓？
寺僧自然也因不當的糧食和農業政策，存在著吃不飽的情形。到後來情形稍好後，從一張成都市佛教協會的糧食定量單上可以看到，大朗清潔工兼雜工為29.5斤、維鈞退休為27.5斤、戒品在縫紉組為29.5斤。糧食最高者為兩名炊事員——常明、正明，都是34.5斤。從買國家公債的數字來看，也不難看出從1954-1959年經濟逐步收緊和惡化的情形，1960年2月9日計算的大慈寺公債數目是：1954年50元、1955年20元、1956年400元、1957年500元、1958年1000元、1959年1000元，共計2970元。此前的1958-1962年，寺僧的日子亦不好過是必然的，因此他們必須參加生產勞動，在很大程度實現自給自足。
1961年3月6日大慈寺監院永建同僧眾製訂《大慈寺生產計劃》一份，其中說“我們要在1961年秉丞（承）黨的措施，全黨全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堅決響應中共四川省委的號召，種早玉米、紅苕、南瓜等早熟作物。在這三天已挖了四十餘個南瓜窩子，準備挖八十個窩子，每個窩內種四根南瓜秧。今日以（已）良苗南瓜仔（籽）五至七百粒，育苗下種紅苕二百斤，點早玉米二至五分地。”“準備在苗稼出土後，盡量見縫插針的辦法，有空即填，多栽多種多收，既利於自給與飼養，又可以支援市場。”
在一份《關於各寺廟種桑情況》的說明裏，提到大慈寺種桑樹550株，雖然他們大多是六七十歲的老弱病殘，“由於他們辦理喪事，把時間推遲了一天”，但很快就組織起來，大家協力完成，並推選出真觀、通智負責管理。在三頁資料上留下有養蠶地點暫定在平安橋29號，有蠶房、蠶簸、蠶架數目的詳細規劃。共有桑樹3697株，大慈寺隻有13株。養蠶成員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三部分人員組成，共27人。佛教成員共有熊子寧、大朗、宏暢、通智、維鈞、元盛、本成、仁德、廣超、覺禪、定超、重應、仁濟、演智、能潛、性泰、香融、隆福、惠先。其中大慈寺有大朗、宏暢、通智、維鈞、隆福5人。
關於督促寺僧種桑，1964年2月22日，成都市棉麻生產辦公室開出第68號介紹信裏說：“大慈寺負責同誌：茲介紹許菊遠同誌前來你處檢查桑樹種植情況，希接洽為荷。”至於為什麼養蠶呢？1965年27名養蠶成員寫成了一篇《養蠶的意義》來解釋。為了世界革命和越南革命，“我們一定要栽好桑和養好蠶，同時我們也懂得養蠶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一噸蠶絲在國際市場上可以換回一百噸鋼材。今年我們初步計劃養蠶十張，這十張養好了能夠產絲半噸，半噸絲就可以換回五十噸鋼材，五十噸鋼材能夠造出不少的機器、拖拉機和飛機大炮。”這些大的目標不能說沒有，其實最主要的是寺廟養蠶自救，因為民生凋敝，是20世紀60年代不爭的事實。
1959年11月23日，大慈寺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清修發言說：“我在1958年親眼看見大煉鋼鐵偉大的成績，我自己要把生產、喂豬等工作，盡我的（能力）搞好。”其實真有偉大成就，是不必勞寺僧來勞動和養豬的，因為社會需要分工合作。同時，11月23-24日兩晚文殊院、大慈寺學習八屆八中全會，並讀報紙“重慶人人動手，菜肉自給”。“對寺廟喂豬，有個別起初思想上想不通，如園教說：‘文殊院是個在國內外都是響當當的大叢林，名勝地方如何能喂豬。’經過學習，並且又是關起在喂，所以也就把思想搞通了。”想不通又能怎樣？生存自救畢竟成了第一要義。
1959年12月10-11日，文殊院、大慈寺、昭覺寺三寺學習簡報（“昭覺寺因撿柴夜戰未學習”）中稱其學習內容是讀報“省委關於迅速掀起群眾性養豬高潮的指示”。“豬肥苗壯，豬瘦苗枯”，“一頭豬就是一座小型有機化肥工廠”，大家“盡量抽出時間支援菜園和喂豬，為1960年養豬頭數比1959年增加50%以上及翻一番而奮鬥”。12月19日《本周學習總結——大慈寺學習組》，“星期一二學習中共成都市委員會召開副食品生產會議，作了部署成都市動員全民投入養豬高潮。同時並讀了劉少奇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我們讀了大量發展十種家畜高潮，……我們在1958年喂了一頭，今年上（半）年喂了兩頭，現在喂了四頭。我們還要爭取多喂，致（至）於飼料，我們見縫插針，多種飼料，要達到自給。”
1963年大慈寺自製《大慈寺自養豬仔月報表》，上有：窩頭、頭數、存活、自養、代養、已配、已懷、母豬、成年、仔豬、病豬、50-100斤四個等級、飼料儲存諸欄目。表中顯示大慈寺自養豬仔2頭、一頭50斤以下，一頭100斤以上，其中的母豬已配、已懷，豬飼料，包括青、幹、精各兩百斤。這樣精打細算當然會有所收獲。1961年1月25日，市委統戰部何江成前來取豬肉，豬油10.09斤、豬肉81.09斤、豬頭14.07斤、肝子3.05斤。何江成持中共成都市委統戰部辦公室總務處的信函來：“大慈寺負責人：茲派我部何江成同誌前來取豬肉，請予給予為要。”昭覺寺寺僧純寶覺得自己辛辛苦苦地將柴弄來，文化局來拿現成，他想不通。“寬霖和尚叫我們夜戰拉柴到白家塘時，我想他倒睡了，叫我們送柴去，想不通。”（見1959年11月23-24日昭覺寺學習簡報）
除了養豬、種菜、栽桑、養蠶外，寺僧們還種植棉花。1965年底，大慈寺生產組長真觀、大慈寺負責人永建同作《大慈寺種棉經驗總結》，分析了1965年種棉花不如1964年成績、減少37%的原因，如育苗時遭三次失敗、秋天雨水過多致棉桃漚壞等。而且棉花的產量，則與寺僧可換的布票直接掛鉤。1965年大慈寺從成都市供銷合作社土產公司換取布票時曾填過“成都機關單位棉花換購布票領取單”，12人換購布票175.5尺，這說明成都市普遍鼓勵機關單位種植棉花。在領取單上的說明欄中，“換購布票總數，係指你單位全部交售後，換回布票的總數”，表明布票不僅是買布的憑證，而交售棉花又是換購布票的“憑證”，且時常還要填“成都市購貨券領用憑單”——大慈寺10人一次隻有領30張——物資之奇缺可想而知。
在自種菜、棉、桑的基礎上，砍堿及辦硝廠，以增加佛協、寺廟收入，改善寺僧生活，為經濟振弊起衰。市佛協成員成立砍堿組後，在彭縣天台山參加製草堿的人有智一、果善、真觀、願成、隆福、常照、能維、永觀、寂福。硝廠上遊生產者，計有永建、永淨、照悅、德明、寬霖等。1958年9月15日成都市佛教協會致函成都電信局：“成都市電信局：我市宗教徒在市委宗教事務處領導下，集資興辦‘火硝廠’，廠址在桂王橋北街天主堂內，現因急需，特請將我會電話機移至該處，希望協助為荷（我會電話機號碼353）。”與此同時，為了趕快將硝廠建成，成都市佛教協會還去函給桂王橋北街糧站，要求站方提供幫助：“出動施工建設人員五十人，晝夜趕建，因此在重體力勞動的情況下，感到原先定量供應之糧米不足，要求在五天之內每人補助四兩。”因為沒有更多的資料可查詢，不知硝廠後來情形如何，但曾經籌辦是確鑿無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