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聖欽法師，駐錫大慈寺達30年之久，對大慈寺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於戰亂中的振興，居功至偉。1932年，他與侵占大慈寺川軍的馬德齋部周旋談判，挽大慈寺傾頹於既倒，並用10年之力重修大慈寺諸多寺觀。1950年，重新出任方丈，直至1964年1月30日圓寂。
聖欽法師圓寂後，由省、市佛協及大慈寺成立了治喪委員會，全寺寺僧為此還推遲了一天種桑樹的時間，參與一切悼念活動。但聖欽法師去世後，辦理喪事的一切資料，均未經人道出，似乎也未有人寫成文章公諸於世。茲將手上保留的一份由“治喪委員會經手永建”親筆所寫的鉛筆喪葬單抄錄於後，以作保存唯一史料之用。
其一是“喪葬收花圈名單”：除“街鄰等”所送的三個花圈外，其餘均為一個，名單如次：省政協秘書處、四川省文史館、省宗教事務處、省佛教協會、市政協、市宗教事務處、市佛教協會、近慈寺、文殊院、昭覺寺、愛道堂、金沙庵、仁勳仁濟、眾弟子、嚴成文，共18個。送花圈的寺廟裏沒有淨居寺、草堂寺、諸山、小寶光，不知為何，難道是這幾座寺廟在聖欽法師圓寂時已經不存在了嗎？
其二是“欽公喪葬開支清單”，市宗教事務處出200元、聖欽遺存1129.46元，共計1329.46元。茲將喪葬清單按項目、開支、備注三項羅列如次：大小蠟18.6元、香煙蔬菜10.48元、用於永建、永光、真觀、戒品的車費7.85元、孝紗2.04元、鎖針0.24元、汽車費23.33元、諸師念佛（十七人四堂）70元、昭覺寺150元、永光封龕起龕禮8元、做墳35元、修廓20元、茶資1.2元、真觀、宏清、張師的犒勞穿裝費9元，合計355.74元，餘款973.72元存銀行。聖欽法師葬在他出家的峨眉山，做墳和修廓要花55元，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我猜不出花在昭覺寺上的150元為何？
成都市佛教協會在其製訂的《各廟經濟和會計製度》中，將經費開支列為包括工資在內的“經常門”以及包括購置修繕在內的“臨時門”，除了一再強調節約外，專門談及“各廟經費，每月收支情況作出計算表，每年或半年作出決算表呈報本會和宗教事務處審核”。正是在這樣的要求下，各寺廟才將其月報表、半年報表、年報表呈給佛教和宗教事務處。因此當寺廟的收支報表弄丟後，也是一樁不小的事，當事人還要專門寫成書麵意見呈報，以昭慎重。1960年3月21日市佛協、文殊院的會計兼出納、居士熊子寧曾寫一條：“1961年3月21日清理未見文殊院的收支表（1957年、1958年的均未見），打電話問陳述堯，她曾在1958年時任秘書查文殊院賬取出，後來因人都離開了，就不知放在何處。永淨師亦知此事。”
手上的資料顯示，大慈寺從1957-1964年，都有月報表和年報表。以1961年年報表為例，分為下列事項：房租、欠房租、利息（公債存款）、門票、業務、生產（售菜）、物資折價（農藥廠）、公債、上年存貨（糖茶煤）。本年支出：佛協費（省市）、存入保證金（退房押）、宗教費用（花供香）、工資、稅金（房產營業）、培補佃戶房（工料）、文具報刊（1962年報）、購置（貨車爐麵）、醫藥、雜支（清潔用具蚊香）、本年存貨（糠果茶葉煤）。其底部有負責、出納、監製，同樣以1961年年報表為例，其負責：釋永建、出納：宏奎、監製：釋演如（以上為1961年年度支出，12月31日製）。
大慈寺和其他許多寺廟一樣，除了出租房屋以取租金外，還有服務部，專售一些商品。以一張1959年1月31日盤存底貨表為例，大致可以看出他們經營的品種有糖、米花封、中點、麵包、芽茶、春茶、煤炭、煙（牡丹、精前門、簡前門、光榮、哈德門、玉葉、企鵝、錦太等）。再縮小一些子項來看，1958年12月收支表糖果、茶水、紙煙、門票四項總盈利為64.14元，其中最高為茶水收入17.67元，門票次之16.80元；1961年11月糖果、茶水、火柴、門票四項收入245.93元，最大項收入是茶水為142.84元，其次是門票收入72元。喝茶和門票收入是呈正比例關係，這說明進寺廟喝茶的人占門票收入的比較大。與此同時，這不僅說明大慈寺和其他寺廟一樣營業自救，而且還表明成都人喜歡喝茶，即便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也沒有多少改變，堪稱最不易改的習慣。1961年較1958年不應該存在太多的通脹，如此看來的話，1958年年底較1961年年底經濟狀況差了不少。從這樣的細節，再參看其他的資料，1958年下半年，四川已開始進入困難時期，而1961年年底已有開始好轉的跡象。
1958年修東風路，大慈寺的接引殿和銅像均被拆毀，隨著大躍進、大煉鋼鐵的猛烈開展，寺廟受到的破壞也是空前的。比如成都郊區第十三中心小學1959年6月22日公函：“佛教協會負責同誌：我校為了發展教育事業，需教室。目前給國家節約建設資金，支援工農業，挖潛力，擬將靜（淨）居寺佛像拆毀（部分壞的），特請研究，希支援。”像這樣“支援國家建設”的事情一定還有，隻是對大慈寺的具體破壞情況未有進一步的實物資料。
不過自然也有例外。1964年8月，大慈寺有銅像還在遷移修繕中。8月22日，成都市東城區紅星街建築修繕隊《大慈寺銅神像遷移耗工概算》表明，由省佛協遷至大慈寺後殿的佛像遷移工程，其項目分14項：拆除神盒（龕）、吊裝運起銅像、拆除花紋神坐、運輸銅神像、修複花紋蓮台、神像後續刷白、吊裝銅神像、機械設備、拆除隔坪、修複隔坪、拆除修複板門、竹編拆修、改修神盒（龕）、前後繞拆機械架，共計花費459.36元。加上使用材料為舊報紙、水泥、河沙、石灰、鋁釘、石膏、顏料和耗工，間接費用為工程費的50%，即229.68元，與上項費用加在一起共費489.04元。此種較大之修繕恐怕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很大的一個舉動和開支了。
隨著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大慈寺受到的破壞就越來越多。當然，偶爾也有來大慈寺玩的年輕人破壞寺中公物。1964年1月23日崇德後裏2號的镋鈀街民辦中學給大慈寺發了一公函，內容是就該校尹華成等四人於21日在寺中損毀公物的問題，由班長曹永成“帶領他們前來認錯、道歉、賠罪，希你們嚴格給以批評，並提出賠賞（償）公物的條件。”至於學生損壞的是什麼公物，如何賠償的，在這張單子裏並沒有清晰地展現。
在眾多大慈寺的資料單中，其中有兩張成都市公安局的收據，分別是1965年1月11日、2月8日，戶名為大慈寺，分別是代收開水費5角4分、3角7分。經手人金國屏，這樣的收據是何因由，沒辦法說清，但彼時肯定公安局還沒有代管寺廟。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前，4月2日還見有大慈寺收支季度表之整理，但隨著“5·16通知”的下發，各地寺廟被造反派占領，占領大慈寺的造反派屬於成都紅衛兵部隊的“中紅成”（中學生紅衛兵成都部隊）的“野鴨子戰鬥隊”。“野鴨子造反隊”的半大小子們，在占領大慈寺期間，砸寺廟的“四舊”當然是題中應有之義，同時掃蕩大慈寺附近的“牛鬼蛇神”，如省圖書館的圖書被拿出來賣，以換錢買酒喝買東西吃，文聯的沙汀、艾蕪等名作家，都被“野鴨子戰鬥隊”抄家。
“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大慈寺一派荒蕪混亂，成都博物館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搬進大慈寺，20世紀八、九十年代當人們說到去大慈寺的時候，不是去逛什麼寺廟，因為那時雖有一些破舊的寺物，根本無和尚進駐。人們要麼是去喝茶，要麼是去成都市博物館辦事，這一切直到2004年大慈寺重新開放才得以改變。
維鈞 門票 7元
園果 門票 8元
宏暢 販賣部兼出納 9.5元
演如 會計兼跑堂 10元
大朗 主持兼燒甕 9.5元
真觀 采購運輸兼生產組長 10元
隆富 生產兼雜工 9元
通智 生產兼雜工 8元
戒品 炊事兼飼養 8元
寂興 雜工兼清潔 7.5元
隆雲 清潔 7.5元
永建 負責 9.5元
彼時的政治學習長年累月，層出不窮。大抵1949-1978年是寺僧參加各種學習、開會最頻繁的年代，念經修行反而成了餘事。
作者說明：目前能見到的關於大慈寺的年表，有兩份。一份為馮修齊先生的《成都大慈寺年表》，發表在大慈寺自辦內刊《大慈》雜誌（2007—2008年）；另一份為王偉明先生的《大聖慈寺曆史簡略年表》，附於其大著《大聖慈寺畫史叢考——唐、五代、宋時期西蜀佛教美術發展探源》（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4月版）之後。兩份年表各有優長，但都並不完整。馮先生根據傳說將大慈寺上推至公元265年，我未采此說，所以不予列出。我讚同王說，故以王說開頭。王表對唐、宋較詳，馮表對清末至民國段較詳，大家可參看。敝表編輯在唐、宋、明、清、民國段參考他們處不少，除了小部分係我得外，大多是他們的功勞。若有不同，則是我根據李思純先生的《大慈寺考》中的“畫人傳略”和其他材料補正。而新中國成立後所附材料，除少部分采自馮表外，大多是由我個人所藏實物材料提供，特此說明，以昭慎重。
編輯體例：凡與大慈寺有關的史實材料、著作人物等，能考證出大致年月者，均在搜羅之列；以年代先後為序，同年則按月之先後為序，餘類推；遇有不能遽下定論、委決不斷處，則多說並存，以俟他人稽考；壁畫年代多采黃休複《益州名畫錄》，所列壁畫家作品均係在大慈寺所作，故地點不單列。
714—741，大慈寺興創，事見黃休複《益州名畫錄》卷上和《茅亭客話》卷四。
757—758，唐玄宗禦書“大聖慈寺”，並賜田1000畝。無相禪師立規製，英幹和高力士協助。
759年，盧楞伽於大慈寺殿東西廊畫高僧數堵。
780年，大慈寺南畔創立僧伽和尚堂。
801年，11月20日，韋皋撰《再修大慈寺普賢菩薩記》。
812—813年，李洪度於東廊下作壁畫。
822年，10月，李德裕撰《資福院記》。
825—826年，左全作壁畫。
827—840年，趙公祐於文殊閣作“天王”等壁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