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倒英語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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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打之聲已經持續了半個世紀，理由是充分的，事業是正義的，情緒是激昂的，“英語帝國”疆域依然在不斷擴展。世界曆史上第一個成功的“世界語”，這個地位，未經全世界人民同意，已經不公平地給了英語。高速的全球化，迫切需要一個共同語，“英語帝國”，在21世紀，隻會更加擴大。
最近有兩個事件使這個問題又成為報刊標題：一是德國幾家大公司——西門子，德國電訊，商業銀行——宣布以英語為工作語，哪怕開會在場的都是德國人，也必須堅持用英語。此事沒有引發什麼波瀾，幾個公司謀求成為真正的“跨國公司”而已。要到德國旅行，連“男洗手間”，“女洗手間”這兩個詞都不必學。老百姓的英語，有幾個古怪發音習慣，絕對不比英國地方土話難懂。經理與學者的英語，幾可亂真——我的一個學生，一直到畢業那天，我才知道他是德國人。
另一件事卻弄出大波瀾：2000年3月，巴黎戴高樂機場，決定空中調度全部使用英語，哪怕駕駛員和地麵調度都是法國人，也堅持使用英語。原因是其他國家駕駛員一直抱怨，弄不懂他們在嘰呱什麼，心裏有點煩，視出入戴高樂機場為畏途。這種抱怨毫無道理，戴高樂機場每年起降46萬架次，幾十年一直用雙語調度，從來沒有出過危險。但是空難太讓人害怕。上個月俄國客機與瑞士貨機因高度調度誤會而對撞，人們第一個懷疑就是語言障礙：講錯或聽錯了。
機場如果出於純技術原因隻用英語，不會有太多異議，畢竟人命關天。《華爾街日報》很不明智發表了一篇評論，嘲笑“法國官僚”到今天還為機場指揮語言這種事情傷腦筋，意思是他們不識時務。此文引起講法語的加拿大魁北克省語言部長大怒，聲明“七百萬魁北克人決不向語言帝國主義投降”。
每個民族都認為自己的語言是神授的，他們的上帝也使用這種語言，因此民族語言人神共享。難道現在全世界的神祇也得學英文？已經讓出天空，還得拱手讓出天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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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帝國主義”，是丹麥學者費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在1992年的同名書中首先提出來的。他認為英語使用範圍擴大到如此地步，原因在於英語國家的外援，很多用於支持第三世界的英語教學。他認為這是個大陰謀，因為越“支援”越“依靠”，英語霸權結構化。
我認為這位丹麥學者的指責，很有道理。丹麥與其他北歐國家，一向英語說得最地道。20世紀中葉最權威最詳盡的英語語法，是丹麥學者葉斯帕森所作，他們對英文並無偏見，批判也沒有激憤情緒。
英語國家學者，也出來指斥英語帝國主義。澳洲學者潘尼庫克(Alistair Pennycook)認為英語是“製造殖民意識形態的場所”。 需求與供應互相擴大，出版商與語言學校形成“共謀利益集團”，英語教學把非英語國家變成了“語文市場”。更重要的是，英語成為“通向成功之路”，會不會英語，儼然兩個階級。
的確，英語的成功，已經遠遠超出曆史上任何曾經當作“共同語”(lingua franca)的任何語言。先前拉丁語曾是歐洲教會與學術界的“共同語”，俄語曾是共產主義陣營的通用語，阿拉伯至今是伊斯蘭世界的僧侶通用語，但是都沒有成為世界共同語。
英語是七十多個國家的官方語言，一百多個國家作為首選外語。克利斯塔爾1996年所作《作為全球語的英語》統計出：在20世紀末，全世界使用“流利或合理的”英語的人口，已達1/4，即12至15億。這個數字會引起誤會，因為漢語使用者也達到全球1/4。英語不同：除了美英澳新南非等英語母語國家大約4億人口，其他近10億英語使用者，不是普通人，而是每個國家社會中最活躍的那部分人。
目前全世界的經濟貿易，商業文書，政府交往，學術論文，旅遊交通，基本上都用英文，科學界幾乎完全用英文交流。電腦軟件程序用英文寫成，網址域名注冊為英文。據說因特網上的材料，90％左右是英文。
絕大部分國際學術會議，能用英語必用英語，除非有外交上的不便，國家榮譽的牽涉，或者像穆沙拉夫、阿拉法特等人演講，英語與本民族語交替使用，結果是給國際上聽的一套，向自己的百姓說的是另一套。當然他們知道這兩邊詞對不起來，對自己的形象沒有好處，但是先要把眼門前的危機渡過去，無妨內政外交各用各的語言。
我曾經在一次國際會議上聽到一位法國教授堅持用法語，大部分西方知識分子的法語水平，不夠討論學術。哪怕能讀能說，也聽不懂複雜題目。全場尊敬地保持沉默，說完後，有禮貌地鼓掌。隻有一個魯莽的女研究生吼了一句法語：Je ne comprend pas！（我聽不懂！）頓時全場哄笑。那位法國教授漲紅著臉站起來想抗議英語帝國主義，看到一臉天真的笑容的女學生，不太像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猶豫了一陣，隻能無可奈何地坐下，又引起全場一陣哄笑。這位教授使用法語是一種抵抗姿態，經常就落到一場笑鬧的局麵。
有時候，語言衝突落入的絕非笑話。發生在盧旺達的種族絕滅，就是發生在講法語的胡圖族，與講英語的圖西族之間。圖西族隻有總人口14％，但是比較富裕。兩個族群的大規模衝突從1958年獨立起就綿延不斷，終於在1994年4月至6月發生了胡圖族對圖西族的大屠殺。這個國家僅700萬人口，據國際紅十字會估計，100萬人被殺，400萬人淪為難民。這個慘劇，與英語法語的對立有多少關係，至今沒有見到詳細討論。法國政府事後曾發表調查報告，檢討“反應不夠及時”。
我認為語言不能對這樣的慘劇負太具體的責任，不然我們談的“語言帝國主義”，就太切實了，真要動刀槍火炮來解決。本文討論的文化政治問題，在曆史的尺度上，意義更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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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最令人感興趣的故事，是關於人類語言起源的巴別塔故事。至今讓德裏達、斯坦納等關注語言的哲學家遐想無窮。目前世界上使用的“活的語言”，據說有6701種。已經死去的曆史語言，當然無法統計。要平等對待如此多語言，事實上不可能，很多語言隻是“活化石”，隻有語言學家感興趣。有很多種族的人，想離開村子，就必須學一種“外語”，想走一段旅程，就必須學幾種外語。語言之間，本來就有文化地位差異。即使方言之間，有無窮的權力關係講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