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關聯的度量指標
本文擬設計政治關聯指數模型，然後在查閱企業高管簡曆背景的基礎上，依據該指數模型計算浙江省上市公司政治關聯指數。
2.多元化水平的度量指標
本文擬采用赫芬達爾（Herfindahl）指數法來度量企業的多元化水平，具體公式如下：HI=∑Pi2。其中Pi為企業所涉及的各個行業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該計算公式說明，企業進行專一化經營時，Pi=100%，HI=1，HI隨企業多元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漸變小，也就是說，HI值越小，則企業的多元化水平越高。
3.企業績效的度量指標
本文選取企業總資產收益率（ROA）作為衡量企業經營績效的指標。同時為了檢驗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另外擬選擇息稅前利潤（EBIT）與總資產的比值（EBITOA）作為企業經營績效的指標以進行穩健性檢驗。
4.控製變量
本文參考相關的研究文獻，擬在回歸模型中引入一些能夠對多元化程度和企業績效產生影響的控製變量。
（三）模型的構建
1.政治關聯指數模型構建
現有研究發現，政治關聯具有以下特點：首先，企業高管對企業經營決策影響力的不同和政治權利的不同層次決定了企業具有一定的層級性。企業高管自身級別越高，那麼對公司的影響力和控製力也就自然越強，因此董事層政治關聯的層級應該高於經理層，經理層的政治關聯層級則應該高於監事層。其次，公司董事層、經理層和監事層對應的政治級別不一樣，其政治影響力也必然不一樣，那麼企業的政治關聯強度也就有區別。因此區分企業高管的政治關聯為哪個級別是很有必要的。本研究擬根據高管是否為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是否曾在中央或地方政府機構或國有銀行任職並具有一定級別（省部級、廳局級、處級、科級及以下）將高管政治關聯分為五個級別：國家級、省級、市級、縣級和區級，級別越高對應的政治影響力則越大，由此筆者認為政治關聯的指數計算應該區分層級。
企業高管中具有政治身份或背景的人越多，那麼該公司也就具有更強的政治關聯，由此筆者認為政治關聯應當具有規模性，政治關聯指數的計算應該包含一個加總求和的過程。
政治關聯是具有時效性的，也就是說高管曾經擁有的政治背景的影響力相比現在擁有的政治背景的影響力而言要小一些。據此本文把企業高管的政治關聯又分為現有政治關聯和曾有政治關聯兩個級別，指數計算過程中，現有政治關聯應該比曾有政治關聯影響更大。
3.多元化戰略在政治關聯與企業績效關係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
參考溫忠麟（2004）對中介變量所起中介效應的判定，中介作用的判定需要符合以下四個條件：首先，將中介變量對解釋變量進行一次回歸（本文中為多元化戰略對政治關聯進行回歸），解釋變量的回歸係數顯著；其次，被解釋變量對解釋變量進行回歸（本文中為企業績效對政治關聯進行回歸），解釋變量的回歸係數也顯著；再次，被解釋變量對中介變量進行回歸（本文中為企業績效對多元化戰略進行回歸），中介變量回歸係數顯著；最後，被解釋變量同時對中介變量和解釋變量進行回歸（本文中為企業績效對多元化戰略和政治關聯同時進行回歸），其中中介變量回歸係數依然顯著，解釋變量的回歸係數降低。此時可以認為中介變量的中介作用得到證實，如果解釋變量的回歸係數雖然降低但仍然處於顯著水平時，說明中介變量的中介作用並不完全，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當解釋變量的回歸係數直接降低到不顯著水平時，則此時的中介作用為完全中介作用。
其中：EDI為總體多元化程度；？琢0和？著分別是回歸常數和隨機誤差；Politic為解釋變量政治關聯；Lev為控製變量資產負債率；Lnasset為控製變量，企業總資產的自然對數；Lnage為控製變量，企業上市年限的自然對數。
本文擬在以上模型的基礎上，結合前文所述的中介作用判斷方法，與模型（1）、（2）的回歸結果進行對比分析來實證檢驗多元化戰略在政治關聯與企業績效中是否起到中介作用，中介作用是否完全，探討政治關聯、多元化戰略與企業績效之間的互動關係。
四、實證分析
（一）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
1.政治關聯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從表3筆者整理的結果可以看出浙江省民營上市公司政治關聯的基本情況。從政治關聯層級和時效來看，浙江省民營企業董事層具備政治關聯更為普遍，各年比例均為60%以上，同時擁有的省市級政治關聯最為普遍。從現有和曾有政治關聯角度來看，大多數樣本企業為曾有政治關聯。總體而言，樣本企業具備政治關聯的現象比較普遍，大多數樣本企業均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關聯，政治關聯指數極小值為0，極大值為0.4442，均值為0.0869，中位數為0.0445。
2.其他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4為其餘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從表4可以看出：浙江省民營上市公司的總資產淨利率（ROA）均值為0.0615，極小值為-0.2031，極大值為0.3128；息稅前利潤與資產總額比（EBITOA）平均為0.0804，極小值為-0.1736，極大值為0.3725。可見，浙江省民營上市公司總體來看經營績效不是很好，並且各企業間經營成果相差較大。Herfindahl指數（HI）均值為0.6999，極小值為0.2871，極大值為0.9987，樣本的整體多元化水平並不太高。樣本企業整體的資產負債率偏高，平均資產負債率達到0.3889，且資產負債率相差較大，極小值為0.0191，極大值為0.8546。
（二）變量的相關性分析
表5顯示了研究變量的相關性分析結果。企業總資產收益率（ROA）和EBITOA與政治關聯（Politic）的相關性都較為明顯，相關係數分別為0.071和0.089，並在0.01的水平上顯著，這一結果初步表明政治關聯與民營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呈正相關關係；政治關聯與多元化水平相關係數為0.198並且在0.01的水平上顯著，初步表明政治關聯與企業多元化水平呈正相關關係；另外多元化水平與企業績效（ROA/EBITOA）相關係數分別為0.144及0.163，並且分別在0.05及0.01的水平上顯著，初步表明了企業多元化水平與其績效之間的正相關關係。最後從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係數來看，除了被解釋變量總資產收益率和EBITOA之間的相關性較強（係數為0.978），其餘各自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係數都比較小，最大的為0.508，說明研究模型中的自變量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三）單變量檢驗結果與分析
表6列出了企業績效（ROA/EBITOA）及多元化水平（EDI）的單變量檢驗結果。數據顯示：高政治關聯企業的ROA均值為6.55%，低政治關聯企業則為5.73%，前者比後者高出0.82%；高政治關聯企業的EBITOA均值為8.49%，低政治關聯企業則為7.58%，前者比後者高出0.91%。這兩種差異在0.05的水平上都是顯著的，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本文假設1的成立。其次，表6數據顯示高多元化企業ROA/EBITOA均值為6.74%/8.68%，低多元化企業ROA/EBITOA均值則為5.54%/7.39%，前者比後者高1.20%/1.29%，這兩種差異在0.05的水平上也都是顯著的，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的假設3。從表6數據發現：高政治關聯企業多元化水平（EDI）均值為0.8021，而低政治關聯企業EDI均值為0.5976，二者相差0.2045，且該差異在0.01的水平上顯著，這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假設2的成立。本文將在接下來的多元回歸分析中進一步嚴格檢驗以上幾個假設。
（四）多元回歸結果與分析
1.政治關聯對企業績效影響的回歸分析
從表7的結果可以看出：在以ROA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中，企業政治關聯Politic的回歸係數為0.154，並且在0.01的水平上顯著；在以EBITOA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模型中，企業政治關聯Politic的回歸係數為0.164，並且在0.01的水平上顯著。可見民營企業的政治關聯程度越高，其經營績效越好，本文的研究假設1得到支持。說明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政治關聯通過為企業帶來大量的異質性資源包括融資便利、稅收優惠、行業準入便利等提高了企業的經營績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