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曾一再努力，試圖證明存在著導致人類社會盛衰交替的遺傳變化。羅馬的衰亡曾被歸結為傳說中晚期羅馬人劣生習俗的盛行，而我們自己文明的蛻化則被歸為在經濟上遭受不幸的那些階級過高的出生率。對這方麵的情況作細節上的討論在這裏顯然是不可能的，不過，上述各種嚐試迄今為止並未產生使人完全信服的結論並不為過。人類居民的遺傳品質狀態確實應予以密切關注，尤其是當許多狂人試圖通過投放更多原子彈來確保他們自身安全時，更是如此。同時，由於人類居住環境的改善，可以預期，人類命運也會發生巨大的改觀。
人在沒有相應的遺傳變異情況下所具有的文化適應能力，以及改變他的居住條件、生活方式、甚至信念、希望和願望的能力，是生物發展史上最奇妙的現象。人以外的其他有機體往往選擇一種或幾種生活方式的同時而發展了專門的機能；在這裏，對新環境的適應隻有在發生了種的遺傳品質進化變異的條件下，都是可能的。然而，人卻可以通過改變其文化來適應新的環境，或者幹脆通過他的文化手段來改變環境，這是人類生物本性最為基本的特性之一。那種白板說似乎是來自於日常生活的觀察，因為，至少與動物相比較而言，人們多多少少更易於根據新的條件和新的使命來調整他們自身。
上述觀察無疑是對的，而由之引出的結論卻是錯誤的。關鍵的事實在於，人類社會和文化環境具有其獨特的不規則性，無論是由個人的生活，抑或根據家庭、氏族和種族的命運任何一方麵來看，都是如此。生物遺傳一般都是依照極為嚴格的方式進行的，而生物進化又是如此緩慢，以至於難以成為適應不斷變化的人類環境的機製。然而，正如以上所述，文化的遺傳卻具有更大的靈活性，並更易於進行廣泛的傳播。這本身就充分說明了促進文化遺傳改變的基因是由人類進化過程中的自然選擇建立起來的。它們產生了具有無限潛力的人類適應機製，後者可以借助人類所具有的生物條件而有效地發展作用。眾所周知，有機體在不改變其通常機能運動條件下，針對其外部環境所作出的補償能力，被稱為體內平衡，而人類經由其經驗、學習和教育而獲得福利的能力，則是一種獨特而有效的自動平衡機製。
白板說的原理對於那些相信凡人皆為平等機會所創造的人來說，或許是有所幫助的。不過，平等是一個倫理學上而不是生物學上的概念，這是文化進步的結果，而不是生物進化的結果。平等並非建立於生物同一性基礎之上，事實上，除了孿生子之外，世界上沒有任何兩個人攜帶完全一樣的基因，這並不意味著，人是“自由的和不平等的”，人的個性發展顯然是因為存在著文化環境上的差異。白板說的追隨者們以此作為證據，他們斷言，人都是相象的。不過，恰恰是相反的結論才是有根據的。人類發展模式的可塑性是造成人們相互之間差異的原因，它是根據人們生活條件的不同進行適時調整的手段。人是形形色色而又彼此平等。
人精於控製其周圍的物理環境，由於技術的進步，如今生活於不同地域人類的物質生活條件隻有較少的區別，不過，如果整個人類仍然滯留於原始文化狀態，這種區別將會大得無法比擬。相反，文明一次次召喚人們作出新的向往，提供了在諸如職業、角色方麵日益增長的廣大範圍。那麼，進化過程究竟是以何種方式為適應這種本質上無限的功能變化作準備的呢？從生物學上講，隻有兩種方式是可能的。首先是遺傳特化。這一點可以與狗、馬、或其他馴養動物的飼養作一類比而得到說明，人們已經馴化出獵狗、看門狗以及為退休老處女所迷戀的各式各樣的狗。第二種方式是體內平衡和發展生物適應性。
人根據其社會文化環境所作的調整涉及到這兩種方式，然而，這些方式並非象通常所設想的那樣可以任意加以選擇，相反，它們是互補的。依據經驗和訓練的修正總是伴隨著遺傳上的多樣化。的確，大體上講，發展適應性是這兩種方式中更為重要的方式，正如我們所指出的那樣，由這種適應性帶來的細節上的逐漸改進，曾適應了人類進化過程中那些最有意義的特征。社會對於個體所提出的要求是形形色色的，更為重要的是，它要求個體迅速隨時代而變化，以便使得遺傳本身足以確保種的持久延續性，至少在文明階段上是如此。不過，遺傳多樣化倒是促進了人類適應潛能的不斷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