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種的遺傳品質並不能規定所有人本質上的善或無可救藥的惡，不能規定人是有德行的還是邪惡的，聰穎的還是呆滯的，愉快的還是乖僻的。寧可說，它們隻是提供人們以可能性的範圍，但這種潛在可能隻有根據環境才能得到實現。然而，並不存在對所有人都完全一樣的遺傳特性，甚至也不存在對所有“正常”人來說共同的遺傳品質。遺傳品質是極其多樣性的，這種多樣性幾乎是與活著的、曾經活著的，乃至將要出生的人的生命數量一樣多樣化地同時並存。每一個人都是一種史無前例的、非再生性基因模式的載體，人類的本性是複雜多樣的，這就如同他們的人生觀一樣。
人們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主要的差別就表現在，某些人是較為抽象地在思考，因此，他們很自然地首先會想到統一性，想到整體、無限性和其他諸如此類的概念；
而另外一些人們的精神則是具體的，他們往往考慮著健康的疾病、利潤和虧損，他們創造了圈套和悲劇，除了那些他們業已具備，可以應用於實際問題的知識之外，幾乎從不對別的知識發生興趣，他們總是試圖去勞作、付酬、治愈和教授。第一類人可以被稱之為夢想家；第二類人通常被認為實際的和有用的。曆史表明，這種實際上的事務人往往缺乏遠見卓識，同時也說明“懶惰的”夢想家的正確。不過，曆史也表明，夢想家們往往出錯。
可惜，我們無法獲知，在多大程度上“夢想家”與“實踐家”之間的上述區別是由其基因上和他們所處環境的不同所產生的，這兩者很可能都在某種程度上被卷入過程中。無論如何，一個由夢想家和實踐家組成的社會肯定要比一個僅由夢想家或僅由實踐家組成的共同體好得多。人類社會，尤其是文明社會，其繁榮都仰賴於多樣性，至於這種多樣性究竟是由環境還是由基因引起，都沒有兩樣，這是由於人類社會本身就是由許許多多有待運轉的不同機構所組成的。的確，人的進化在一方麵業已為可教育性和職業上的多樣性提供了生物基礎；另一方麵，也為基因的多樣性提供了生物基礎。在這裏，最有趣的謎語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們同等權利背後所存在的這一多樣性，以便確保人類最大限量的最大幸福。有誰敢鬥膽聲稱，他已經完全解答了這一謎語呢？
不要陷入人生的誘惑
創傷性神經病人的糾纏不斷的噩夢，兒童的更加紛繁複雜的噩夢，兒童對於他最深恐懼的事物的長期迷戀、慣性內驅動力、宗教儀式，以及其他象征行動，分裂行動，還有著名的神經症無意識行為表現，這些都是需要特別解釋的反複現象中的例子。
我們在此隻局限於象征性行為，一般象征性的問題盡管引人入勝並同我們有關，但我們還是抗拒誘惑，決不涉及。關於夢的問題，除了這裏提到的類型之外，顯然還有主要是應對性的夢（例如單純的願望滿足）和主要是表現性的夢（例如有不安全感的夢和投射的夢）。後一種夢在理論上應該可以作為一種投射或表現實驗來對性格結構進行診斷。
由於這些現象，弗洛伊德感到有必要徹底檢查他的一些最基本理論，由此可見這些現象的重要性。一些作家已經暗示了這個問題可能的答案，他們將這些行為看成是解決一個幾乎不能解決的問題的反複努力，這種努力有時會成功，但更多的是失敗。這很象一個無望地處於劣勢但孤注一擲的鬥士的情形，他一次又一次地從地上爬起來，但卻一次又一次地被擊倒。概括來說，如同是機體克服一個困難時所做的希望渺茫但卻是不懈的努力。因此，用我們的術語來說就是，必須將它們考慮為應對性行為，或者至少是應對的嚐試。依照這種說法來看，這些行為不同於簡單的持續動作、宣泄或釋放，因為那隻是在完成未完成的行動，解決未解決的問題。
一個被屢次重複的、關於凶殘的狼的故事所製服的兒童，往往在不同場合會反複提及這個問題，比如，這個問題可以出現在他玩耍、談話的過程中，也可以出現在他所提的問題、編造的故事以及他的圖畫裏。可以說，這個兒童是在消除這個問題的遺害或者減少它的刺激性。因為，重複就會逐漸熟悉、釋放、宣泄，也意味著克服困難、停止做出緊急反應，逐漸地建立起心理防禦係統，試驗各種控製方式並將成果付諸實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