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而誘發的病症行為可以在病態的恐懼症患者身上看到。這種人不是陷進了害怕的境況，就是要對極其嚴重的創傷性經曆作出反應，等等。也許這在所謂患神經病的老鼠所表現出來的瘋狂、混亂的行為中看得更為清楚。當然，從嚴格的定義上講，這些動物根本就沒有神經病，神經病是一種複雜的反應，它們的行為則毫無結構可言。
此外，災難性崩潰的另一顯著特點是沒有功能和目的；或者說，它是表現性的，而不是應對性的。因此，不應該把它叫做神經病行為，而最好是用一些特殊的名稱來描述它，災難性崩潰，行為紊亂，誘導性行為失調，等等。
可以用另一例證來說明這種必須用神經性應對反應區別開的表現。這就是人類和猿類在經受了一連串的失望、剝奪、創傷之後，有時所表現出來的嚴重的無能為力和氣餒沮喪。這種人可能會達到破罐破摔的地步，主要是因為他們似乎看不到還有什麼希望。例如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就單是患精神分裂症的人來說，他們的冷漠可以被解釋為無能為力或氣餒沮喪的表現，也就是說，被解釋為放棄應對，而不是任何特殊形式的應對。冷漠作為一種症狀當然可以同緊張症患者的暴烈行為以及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覺區分開來。這些症狀似乎是真正的應對性反應，因此似乎表明緊張症患者和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仍在爭鬥，尚存希望。這樣，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臨床上，我們都應預期他們會有較好的療效，有較大的康複可能。
與此類似的另一種區分例證可以在久病不起、試圖自殺的人身上和對輕微疾病作出反應的人身上看出。這裏，應對性努力的放棄再一次明顯地影響了療效。
可以進一步用同一種區別來澄清自由聯想的過程。如果我們清楚地認識到，自由聯想是一種表現性現象，而不是應對性現象，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由聯想之所以能為所欲為。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精神分析理論以及所有來自精神分析學的理論和實踐，幾乎完全是以自由聯想這種臨床手段作為基礎的，那麼，這種臨床手段至今受到嚴格檢驗，這簡直是難以想象的；而且這方麵的研究文獻少得可憐。如果自由聯想確實能導致宣泄和頓悟，那我們也隻能說，我們還並不了解原因是什麼。
我們可以回過頭來檢驗一下羅夏之類的投射實驗，因為這樣，我們就可以輕易發現和檢驗那些人們都早就熟悉的表現的例子。在這個實驗中，病人所講述的感受主要是他自己觀察世界的方式所采取的各種表現形式，而不是旨在解決難題的有目的、有功能的嚐試。由於這裏主要是一種無結構的狀況，這些表現形式使我們就潛在的（或放射型的）性格結構做出推斷。也就是說，病人所報告的感覺幾乎完全是由性格結構所決定的，而幾乎根本不是由外界現實對解決具體問題的要求所決定的。它們所體現的是表現，而不是應對。
要說自由聯想意義重大，頗有用處，那麼也可以說羅夏試驗意義重大，頗有用處。此外，自由聯想也同羅夏試驗一樣，在無結構狀態中進行得最為順利。如果我們將自由聯想理解為主要是對於外部表現有目的的要求進行回避，這種現實要求機體屈從於處境的需要，在生活中不是遵循心靈的法則而是遵循肉體的法則；那麼，我們就會明白適應問題為什麼會要求一種擔負重任的態度。至關緊要的是什麼有助於擔負起重任。任務所提出的各種要求被用來作為組織原則，根據這一原則，機體的各種能力都按一定的順序進行排列，以便以最高的效率來解決外界提出的問題。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有結構狀態的含義。在這種狀態中，狀態本身的邏輯要求有所反應並明確地表明了各種反應。無結構狀態就大不一樣了，它並不明確地要求提出是這些，而不是那些答案，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外部世界是被故意地忽略了。因此，從另外一個意義上來講，我們也可以說羅夏板是沒有結構的。當然，在這個意義上，它們剛好是幾個問題的對立存在。在幾何題目中，結構極為嚴謹，不管人們怎樣思索、有什麼感覺和希望，也隻可能有一個答案。
其實，所謂羅夏板根本就不存在，除了對擔負重任和應對的回避之外，沒有規定什麼重大的任務；因此，它不光同羅夏實驗有著相似之處，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患者終於學會了怎樣正確地進行聯想，如果他能夠遵循醫囑，不加抑製、不按現實邏輯地報告他的意識中所發生的事情，那麼這種自由聯想最終必然會表現患者的性格結構；隨著現實的決定作用越來越小，對適應的要求越來越易於忽略，對患者性格結構的表現也就會越來越明顯。病人的反應於是成了一種由內向外的輻射，而不再是對外部刺激物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