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管理本身而非價值批判
弗格森主張的概念化，是學習團體的另一個目標。對大部分學員而言，都是經曆了一次全新概念化的過程。第一點就是關於人類生活的事實——例如重新認知個人的差異，也就是說人是不同的。但更重要的是，許多概念借由瓦解而再建的過程之後，不僅含納了真實世界的事物，還包括心靈世界的感性、恐懼、希望和期望。因此，全新的理論與態度都可以形成。
之所以會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每個人對自我、重要的他人、社會群集、自然及物質現實，以及對某些人而言屬超自然的力量等所表現出的態度的改變，也就是我所謂的“基本性格態度”，這反映了個人內部的性格結構。任何一種態度的轉變，代表性格的轉變，也就是員工內心最深處的改變。某些學員的某些基本性格態度在以一種極為激進的方式改變，當然這種改變相當重要，因此將它納入訓練者的意識目標比較恰當。
當然，在這些團體中有很多無法估價的東西。他們認識到感覺並不是真實存在的，他們接受這些感情並把它們放進無意識層麵去，並在不做任何價值判斷的前提下，勇敢地用口頭的方式表述出來。事實上，這是一件好事。
舉個例子來說一下，有一個人談到自己反猶太主義的感覺，當然他很誠實地表露自己的內心感覺，也希望大家能幫助他。他的團體對這件事的處理方式非常成熟，他們不去爭論對與錯，而是接受這項事實，完全沒有任何的道德與價值批判。如果他們以道德的觀點來處理，彼此就會陷入攻擊與防衛的對立關係，而這位學員的反猶太主義的態度將會更加嚴重。
在同樣的團體裏，當領導者要求員工說出更多關於員工偏見的例證時，而且是不帶任何讚同或判斷的前提下，某個人可能說出某種心態確實存在，而且他對此感到羞恥，然後他們圍成一圈，有一部分人可能猶豫不決、吞吞吐吐，這是他們第一次表達員工對女性、黑人、猶太人、宗教人士或非宗教人士的偏見，而每個員工也都以一種無關緊要的態度接受事實，就好比心理分析師會接受治療者一樣，了解他所說的事確實存在。
馬斯洛在此舉了一位教授的例子：長久以來，他一直苦苦壓抑對女童性侵犯的衝動，雖然他從未真正行動過，而他以後也不會，他正逐漸克服這種衝動，但是這股衝動確實存在，就像其他令人不悅的事物——蚊子和癌症。如果我們認為癌症是邪惡的，因而將它拒之門外，與它們劃清界限，對癌症就會真的束手無策。一個好的態度，或是每個人對於任何正在改變心靈現實的人應有的態度，不論喜歡與否、讚同與否，即使這件事是不好的，你都必須正視這些事物，接受它存在的事實。
現在有必要說明一點，以擴大人們對愛的定義。在此之前，我們已說明愛是無法估價的。愛與正義、判斷、評價、報酬、懲罰不同，而團體中的學員會在潛移默化中學習到，不對任何事采取價值判斷，事實上這就是一種愛的表現。學員透過這樣的訓練，學習去愛，去感受愛。當然，在治療經驗中，我們會發現，當你越了解一個人，他對你講述故事的態度就越謙卑，你反而會更喜歡他。
這些學習團體的情形也是一樣。他們無意間將自己的惡行全盤托出，卻讓人更加喜歡他們。因為這個團體沒有任何價值批判和懲罰，至少隻有接受沒有拒絕。喜歡吹毛求疵、有強烈道德主義、不認同他人、希望改變對方、重新塑造對方，這都不是愛的表現，這也是造成婚姻不幸和離婚的主要原因。換句話說，隻有兩人互相接受對方真實的自己並因此感到快樂，不會覺得受到幹擾或激怒，也隻有如此才能成為一對真正相愛的情侶。
實際上，上麵所表述的與接下來要討論的特定學員有關，這群人包括老板與領導人。在此我們必須區分兩種職能角色：一種是判斷、懲罰、訓練、擔任糾察員或稽核員的角色；另一種是治療、協助和關愛的角色。我不止一次地強調，我們校園中的治療師最好不要兼任老師的角色，因為後者必須通過給分表示認可或不認可。例如，在芝加哥大學，評分的工作是由主考官委員會主持的。如此一來，學生與老師的關係會更為親密，老師隻是單純地擔任支持者的角色，不必同時兼任支持者與反對者的角色。所以同樣的道理，學習團體的訓練員也隻是單純地擔任支持者的角色。他們不給予成績、獎賞或懲罰，他們完全不作任何的價值判斷。
同樣的情形，在印第安黑腳族人身上也發生了。如果小孩或晚輩犯錯的話，通常是由部落裏的長者擔任懲罰的審判官，而不是自己家裏的父母。當負責懲罰的人出現時，父母親就變成了小孩的維護者，他們站在小孩這一旁，他們是小孩的擁護者和最要好的朋友，而不是要對他們進行懲罰的劊子手或懲罰者。因此，黑腳族家庭父母親與小孩之間的關係，往往比一般的美國家庭親密許多。一般美國家庭的父親，通常既扮演愛的給予者又扮演懲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