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詩這個苦活
沙龍
作者：韋錦
問：有一段時間了，淒寂的詩壇常有陣陣熱鬧，不時聽到互捧或盛讚，什麼石破天驚，橫空出世，巨星降臨雲雲。但這些卻往往隻是讓人陷於期待而已。我想，還是回過頭來，好好打量那些深藏潛泳的詩人吧！
言歸正傳，請問你是怎樣走上寫詩這條路的？
答：我七八歲的時候，上個世紀的70年代初，人們的精神欲求受到全麵抑製（或曰控製），老百姓能接觸到的除了極少數人的著作和詩，基本就是樣板戲，人類文明的河流流經吾土時幾近幹涸。我生長的地方距省城有20來公裏，但中間隔著黃河。處在黃河之陽的那座小鄉村，擁抱小鄉村的大平原，蟲蛹一樣蠕動在田舍間的父老鄉親，和詩的距離真是很遠。好在命運多舛的父親遺傳的那種總與現實遊離的天性，以及他看過之後又給我看的一些撕去封皮的書籍，滋養了我對文學朦朦朧朧的喜好，使一些未必多麼寶貴的潛質終未泯滅。
問：那都是些什麼書啊？
答：後來我知道，那些書原來是有名字的，像《戰鬥的青春》《紅旗譜》《晉陽秋》《青春之歌》《烈火金剛》《鐵道遊擊隊》等。沒有一本是詩集。按說都是些非常純正的革命書籍，卻大多是當年的禁書。在鄉村流傳時人們特意抹去了書名和作者。這些禁果調動和培養了一個處身閉塞的鄉下孩子的閱讀欲望和閱讀能力。這對我後來寫詩很重要。除了父親的影響就是母親。我極度內向的母親和父親的個性相反，她在我的記憶中好像從未發過脾氣。我記得她生氣時常說的一句話“讓人心裏像刮風似的”。即使這樣的極富情緒的話，她也說得音量極小，語調很淡。她的堅忍，她在貧窮困頓中盡可能少有動靜——那種保持寂靜的能力，是我後來的詩歌寫作具備耐性和耐力的根源。
讓我愛上文學的還有兩位語文老師，一是初中時的段連城老師，一是高中時的朱義山老師，他們為我打開了瞭望文學天地的窗子，那是我作為一個詩人的發蒙時期。我最初寫得極其幼稚的東西是非韻文。真正狂熱地愛上詩歌是在德州師專讀書期間。中文係老師們的教誨對我影響非常大。像朱竹、李有仁、吳三元、曹鼎、楊炳輝、曹豔傑等，他們的名字至今還在我心中暖意融融。他們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麵：一是文學感受力的培養，為我的創作奠定了基礎；二是價值取向的初步確立，使我在今後的歲月裏，無論麵對掌聲還是誤讀，甚或忍受被蔑視的孤寂，都能始終有所抱持；三是思維能力的開發，這一點，除了讓我在取材和切入角度上多了一些自覺，盡可能遠離那些不時走紅的慣性和套路，它還促使並支持我時刻注意對具體詩作的結構及內生秩序的著力營造，少寫，盡量不寫那種僅憑一時靈感，淺嚐輒止或“深入淺出”一蹴而就的東西。
在這些方麵，朱竹老師對我影響尤甚。
朱老師是穆旦的學生。他教我們外國文學。開學不久的那堂課我至今記得：教室門一開，進來一個不起眼的老頭。那時他50來歲，但在我們眼裏已近乎老人。他很瘦，身子不挺拔，主要不是背駝，而是前傾的腦袋給人隨時都會仆地的感覺。頭發稀少，臉色也不好，是那種沒有光澤的黃。這個老師一進來，同學們都有點失望，外國文學怎麼由這麼一個老人來講。
教案往桌上一放，朱老師開口講課。他拿著粉筆邊講邊寫，外國文學的脈絡一上午時間概述得清清楚楚，一部部作品如數家珍，一個個作家活靈活現，作品和作家都有血有肉。一堂課下來，把我們迷倒了。他講課前放在桌上的教案再也沒有看過。
不久後就知道，朱老師本身就是詩人。在那個時代，他的詩給我的衝擊比當時風行的有些詩人的作品還有力。他寫泰山上的無字碑，說武則天為什麼要立一塊讓人莫名其妙的碑，是因為“天機一旦道破，就不能汲盡崇拜的鮮血”。那種妙在肌理之內的反諷，冷峻得徹骨。他寫身陷牢獄的遇羅克，聽到整個世界都回蕩著一種威權的聲音“要飛翔嗎？鐵窗下可以自由地想”。他的詩，還有他隨隨便便給我說過的好多話，一步步告訴我，什麼樣的東西才是詩：不是那些僅僅押韻、順口、隻憑想象鋪陳的文字，而是源於日常感受卻不囿於日常秩序的平麵化和易逝性，在縱深和寬度上獨特而又有具象構造的人生體驗，並把這體驗非常巧妙地呈現出來，那才叫詩。也就是現在所說的戲劇性因素和客觀對應物等。
問：現在我明白，朱竹先生對你的創作影響很大，這種影響是否成為後來你詩歌創作的重要養分？
答：這使我一開始詩歌創作，便少走了一些假抒情真虛妄的路子，而能留意於發掘更接近人性本身的、飽含戲劇性又拒斥戲劇化的東西。這些東西對我才有——越來越有吸引力。這使我注重選取易被忽略的角度，比如後來的《鑽工和鳥》：鳥落在鑽工的肩上/跳到疲憊的手上/它把鑽工當成了井架的一部分/它把井架當成了一棵落葉的樹。
這裏既是想體現人和自然的關係，同時更是要體現鑽工的疲憊和內心的孤寂與空曠，鳥把他當做井架的一部分，表麵看來是想寫得巧妙和美，但語言後麵帶有酸澀和苦味。在這裏，“能指”和“所指”與其他非詩的文字是不一樣的。不管寫什麼樣的題材，這種對戲劇性因素（主要還不是情節和細節的戲劇性，而是意蘊上、詩意核心上的戲劇性）的重視讓我多有收獲，比較明顯的是《這兒》。有老師評論它，“起語的幽默和後麵的平靜，虛和實，以表麵的承接關係敘述下來，是並列也是對峙，使結構有了張力，空間得到了拓展。”
問：你的第一首詩歌是什麼時候發表的？在這之前，除了朱老師，還有誰發現並鼓勵、培養過你的這種才能？
答：在德州師專上學期間，寫的第一首詩，實際是一小組短詩。具體內容記不十分準確了。隻記得其中寫到小草，說它一聽見風聲，就給春天扯起了小小的帆；寫到楊樹芒，說它像蠶一樣，大口大口吞盡冬寒，一絲一縷吐出春天。這些依據當年許多特定因素才有點意思的句子，之所以被看作是詩，隻說明那時人們太寬容，或者說對我們初學者太沒要求。我就是拿著那樣一首詩，找到當時德州文化館的薑琛善老師，他主編一張報紙，叫《德州文藝》。他看了看我的處女作，說，寫得不錯，挺好。印象中他不僅拍了我的肩膀，還像“糊拉”一堆雜草一樣在我滿是亂發的頭上糊拉了幾下。此後沒幾天，詩就發出來，這對我是莫大的鼓勵。我拿著報紙到教室裏去，給同桌看，給不討厭文學的同學看，很是炫耀了一番。那種源於幼稚和淺薄的得意，今天說起來盡管也臉紅，但還有很深很幸福的眷戀，那種鼓勵至今還對我有效。
此前，在齊河五中讀書時，語文老師朱義山經常表揚我的作文。“文革”後齊河縣出的第一本優秀作文選，好像第一篇就是我的，內容寫數學老師胡培楷先生。
問：有好多詩人，人們熟悉他們的名字，卻記不住他們一句詩。有的詩人，人們記住了他的詩，卻不熟悉他的名字。你的《這兒》廣為流傳，而你卻顯然屬於後一種詩人。請談談你對此的看法及當時的創作過程。
答：我對此沒有看法。我覺得這很正常，還是說《這兒》的寫作過程吧。
從德州師專畢業後，分配到勝利油田。那時正是勝利油田新一輪上產會戰期。遼闊的黃河三角洲，鑽塔，抽油機，車來車往塵土飛揚的道路，似乎有很多憋了很久的力氣在地底下往外冒。那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石油開發是工業文明最突出的表現，我一到那裏感覺很強烈：機械化大生產，熱火朝天的工作場麵和進度，叫人的血液加快流速，叫詩人忍不住想寫詩。但我卻一連幾年寫不出一首和石油沾邊的詩。除了教書生涯與石油生產有所隔膜外，一個主要的理由就是找不到合適的角度。那時候，表現石油工人生活和情懷的詩不少，大多是正麵的描寫和抒發。比如說——換個說法吧，我覺得鐵人王進喜是最了不起的石油詩人，他的“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代表了那個時期石油詩歌的最高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