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表達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容置疑，尤其在當時來說。但我認為我要是處理這類題材就該有所突破，我不該再去別人走成大道的地方留下一兩個腳印。我覺得那才是一個身處油田的詩人應有的貢獻。到了1983年，我寫出了一首體現石油人精神狀態和生命價值的詩，就是《這兒》。寄給《詩刊》，很快便在10月份的“無名詩人專號”刊發了。緊接著又被《詩選刊》轉載。這是我的又一個幸運期。《這兒》一詩的責編是唐曉渡，在專文中有所點評的是邵燕祥，推薦給《詩選刊》的是雷霆。而當時的《詩刊》被目為詩歌的聖殿，在詩刊上發詩對初學者來說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幼稚輕狂的我又一度很為此得意。
“這兒很少刮風/一年隻刮兩次/一次刮半年//這兒刮的風很小/連一片秋葉也吹不下來/這兒沒有樹……”這首詩發表後，為我贏得了讚譽，很多著名詩人對這首詩發表評論，叫好。很多詩歌選本都收錄了它。人們“點讚”它的詩意和戲劇性，並將它不斷克隆、改編：“這兒很少下雨，一年隻下兩次，一次下半年。”“這人很少生病，一年隻生兩次，一次生半年。”“這人的酒量很大，一次都沒醉過，因為他從未醒過。”
2009年，《地火》雜誌共和國60年石油詩歌精品選專刊，第一首就選了《這兒》，讓我榮幸和惶恐。
問：有人說，下半身寫作和口水詩泛濫已經扯碎了詩歌的尊貴外衣，詩歌太慘白了。詩歌不是邊緣化的問題，而是存在的理由已被取消。你怎麼看待現在的詩歌創作？
答：其實詩從來就沒有什麼尊貴的外衣。要說高貴，除了內在的、本身的高貴，別的都不重要，或者說都無所謂。詩的處境從來就沒有好過。即使在盛唐，若不是被科舉的用途所支撐，它的世俗地位依然寒傖。上世紀下半葉有兩三個全民愛詩的時期，一是大躍進期間，一是“四五”前後，一是80年代，一些詩之外的原因促進了詩的繁榮和喧囂。時代成就了詩，詩也作了時代需要它做的事情。現在不同了。其實現在這樣也好，真正的詩人逐漸回到了詩本身。要說慘白，這和詩神繆斯無關，繆斯的美和她衣裝的華貴與破爛，甚至和她穿不穿衣服都沒有決定性關係。大概是——這主要是一些過度依賴寫詩為業的人，在經濟社會資本大潮衝擊下的生存狀況和感受吧。
類似的慘白古已有之。比如說李白，以為詩寫得好就可以用來治國平天下，他沒有想到還要具備張九齡、王維、蘇軾那樣的政治素養、能力和生存技巧，才有可能在得到統治者賞識後再得到重用。他要生在清朝，還要有做奴才的本領，而且還得有時刻不忘口稱奴才的心理素質。像他那樣整天在朝堂上胡來，賜金放還已屬幸運。此前此後的杜甫、王勃、李商隱、高啟等，他們顛沛流離、到處碰壁乃至被中年腰斬的遭際可要悲苦得多。
這是說李白。要是沒有李白的才華與寫詩的功力，卻隻有李白的傲氣和不靠譜，那就真的讓人無從說起了。
現在能讓一個詩人活命的本領有很多已不難掌握，隻要不是老以不屑的眼光挑三揀四，就不一定非要靠詩來晉身或多掙那點稿費。僅就肉體而言，隨便用點功夫就能活得比較體麵。那比單純做一個詩人未必更少尊嚴。職業詩人、職業詩歌活動家，過去的朝代裏本就不多或壓根沒有。其實那也說不上是什麼高尚的職業。
問：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一個詩人既不要過分自視清高，也不必過多地自怨自艾？
答：換一個角度說吧，這個世界上還有那麼多苦難，詩人的苦難未必值得去格外地大驚小怪。在一個到處充斥著集體無恥的特殊時段，詩人的無恥一點不比別人少。輕浮、懦弱已到可怕的地步，而羞恥感的缺失更為可怕。所以，該遭的罪誰也逃不了。如果說，那些抱怨世人不恩寵自己的詩人咎由自取，這似乎太過殘酷。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如果不做大的改變，處境的可憐就一時半會兒難以結束。
請原諒我言辭激烈。
問：那麼，你覺得在新世紀，詩還有沒有可能再繁榮一把，再火一把呢？
答：韓作榮有言，所謂“詩酒文飯”，即詩如酒，文如飯。飯要人人吃、頓頓吃，酒就不同。何況如今許多人吃飯都吃快餐。精神上要是還有饑餓感的話，讀讀短信、微博、微信即可，壓根不用讀傳統意義上的“文”了，何況詩。你問詩還有沒有可能再繁榮一把，再火一把，我不敢說。我既不喜歡下半身、口水詩等文化策略操作出來的熱鬧，也不希望再有剛說過的幾個繁榮時期的那種火法。
詩有難度係數，寫和讀都需要一定的台階。不錯，生活化的東西包含詩意，這是再明顯不過的道理，但詩意與詩還不是等式。它還需要質的轉化。就像葡萄、五穀和酒的關係。那個釀造的過程很重要。那是一個讓事物本質得到全麵更新的過程。人身上有詩意，有美，但不是人身上的一切都是詩，都是美。當然了，與人有關的一切可能都與詩有關。這樣說至少有兩層意思，有正相關和負相關。你可以吐唾沫，吐痰，排泄，丟垃圾，但你不能非說它就是詩。即使你有比較高超的能耐，具備非凡的釀造和轉化技巧，也不能說你用這些東西釀出來的才是酒，才是詩，別人用五穀和葡萄釀出來的反而不是酒，不是詩。尤其不能因為你可以用寫詩的方式自由地吐痰丟垃圾，就覺得這個世界好。一個允許你隨便吐痰丟垃圾的世界，肯定有它自身的更深層的問題。詩人不應因此沾沾自喜，不應為此驕傲，應該痛心、難過。
作為詩人選擇什麼樣的靈魂質地，盡管不能盡遂己願，但底線不能全然不顧。詩要不要體現心靈的高貴暫且不談，但至少要關注靈魂的生態及演化進程。詩對我來說是關注靈魂的最有效途徑。我隻能堅持這樣寫。二十年前，我在一首詩中寫道：做一塊頑石做最後的堅持。盡管多少帶有虛張聲勢的成分，架勢遠大於本事，卻是那時以來鎮住自己不去一味地與時俱進的最有用的方劑。
問：能否更具體地說一說為什麼還要繼續寫詩？現在從事詩歌創作應注意什麼，或者在內容和創作手段上應該有什麼樣的追求？
答：網絡時代，有人習慣於斷言：詩及詩人正被淡忘。我們叫自己的孩子背唐詩，但我們要孩子做的事情自己卻往往不做。用一個慣常的說法，作為精神食糧，詩不同於任何食物。它一個人吃是一個蘋果，兩個人吃是兩個蘋果，許多人吃是許多個蘋果。你咬一口它還是圓的，就像你從河裏舀一碗水，河麵上並不會留下傷口。你完完整整吃下，它卻完完整整還在。人們一直認定它是孩子必吃，也僅隻證明它是必要的蘋果。至於自己為何不吃，我想，這也許不僅是有沒有時間、有沒有興趣的緣故，說得大一點，恐怕是人類精神成長的進程被扭轉和扭曲的問題。是世界拋棄了詩人，還是詩人拋棄了這個世界？答案的確定性並不重要。這裏有一種隱性的力量，導致了彼此的疏離。而這種疏離自有其必要，不能簡單說是不是好事。
詩與讀者的關係，不是消費品和顧客的關係。
詩人之所以還要寫詩，是為了養活靈魂，或說讓靈魂得以喘息和呼吸，是為了讓生命“在仰望的高度留下腳印”。這是我上個世紀末在《過團泊窪》一詩中寫郭小川的一句話。我是說“他想”，不是想過，而是一直想。那個年代，沒有誰能在仰望的高度留下腳印，甚至沒有幾個人這樣去想。我覺得郭小川的創作有這個趨向。能否把腳印留在高處，那是此後的事，起碼是先要有這樣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