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我一直堅持寫，不敢鬆勁。1993年的一天晚上，我寫了《點燈》，發在《詩刊》上，開頭是：“刮大風的夜裏，他把燈點著了，小小的火焰被吹得呼呼直響。”結尾是：“刮大風的夜裏，他把燈點著了。點著了，就不再擔心被吹滅，就咬緊牙關亮下去。”那一年，石油作協的一位老師在《中國石油報》發文總結係統內的文學創作，不僅引用了其中的許多句子，並且用的標題就是“把燈點著了”。我一直著力於挖掘、養護人性中那些被遮蔽、被忽視或被扭曲的東西，甚至消費時代被鄙棄的東西。我最近改定的《荷馬和丘》，仍在對此做著執拗的呼應。
托爾斯泰說，美是美好事物的美妙表達。盡管這樣的說法有時被斥為簡單浮薄，但它的有效性至今還在。這簡單的信條一點都不影響托爾斯泰的豐富、博大。相反，有好多玄妙無比的理論巨人，他們創作的東西卻不無幹癟、蒼白和逼仄。人類的苦難，祈求，夢想，精神的幻像，浪漫的火堆和現實的灰燼，這些都是我感興趣的東西，它們讓我的詩有溫度、密度和亮度。讓我和製造五顏六色的氣球以做裝點有了區隔。也就是說，我也注重詩在現世的意義，可我提醒自己切勿急功近利。我力求自己的創作手段更豐富，不拘於主義或流派。但手段也隻是手段，它不會成為我的刻意追求。對此，去年收尾的《我終於有了勇氣》可資參證。我祈望自己的作品能獨特，新鮮，同時又和人類文明的艱難行進有相同或相近的向度。我祝頌人類能有力量越來越追求精神世界的豐富，靈魂的空間能越來越敞亮，人性生成的可能性越來越多。我祈求我的詩能呼應這樣的趨勢。在最近創作的劇詩《樓和蘭》中，我寫下了這樣的文字：絕對的詩有絕對的尺度，它和既有的秩序形成對峙。對峙，不僅是對應，反應和呼應，是單獨的姿態，向上的趨勢，不斷的生成，是悖反的統一，複雜的澄明，是對碎片化的反動和抗拒，是生殖力和有機性的高度自治。
問：你現在是怎樣的寫作風格，有沒有轉變？
答：風格並不確定。或者說還沒形成獨有的風格。那應該是一個人畢其一生才有可能完成的事情。徐偉峰在《九十年代詩歌發展報告》中寫道：韋錦其實應該算作戲劇詩人，他的好多抒情詩都是大段的戲劇性獨白。他慣於設身處地，將自己化身為某種角色，讓自己在主人公的背後若隱若現；有時他也直接上台，但始終克製自己。
至於風格的轉變，我曾在一篇創作談中說，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自己開始有意摒除詩中的浪漫成分，以及特意求逐新奇而導致的荒誕和怪異，試圖讓創作和生命的軌跡重合，從青春期寫作的泥淖中拔出腳。那是無數人被強行扭轉生命方向的嚴重時刻。我的選擇除了表層的自覺，實際上還吻合了時代的症候。
轉變還在繼續。獨白更多的代之以作品內部的自我辯詰，彼此對質。2007年春夏之交，《蜥蜴場的春天》出爐，從此我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汗流浹背的鐵匠。那是一首較長的詩，一首標誌著我在悄無聲息中巨大轉彎，或者是靈魂在持續生成中找到新的階梯的詩。在詩中，一個置身蜥蜴場的獵手，盡管帶著命定的膽怯和猶豫，但其勇氣和心力至少足夠用來和蜥蜴保持對峙。其中有一段寫到了生命的曆程，其實那也可以看成是詩人寫作的路程：生命不是路的長短，而是路過的多少。豐富不是火焰的堆積，是你經過了，還有什麼經過你；你點燃了，還能多少次被點燃。這首詩先是發在《青年文學》，後被《詩探索》2011年第3期專欄推介，配發了唐曉渡、劉亞偉、許藝的評論。這首詩，它的寫作和發出，使我的“這些年”和“前些年”有所分野。
此後，短詩、長詩、抒情詩、敘述式、劇詩、詩劇，我都寫得勁頭十足。包括《最好的地方》《和平》《在人民中說到黑暗》，還有《趁耳朵還能聽見雷聲》《轉向或阿蘭之歌》《前席開滿花》《樓和蘭》等，長長短短地都湧了出來。心裏想說的話似乎越來越多。
我的寫作正在爬坡。我想在仰望的高度留下腳印。這是個苦活。就像挖井，要盡可能多地把土掏出來，要給水準備好空間。為了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一的水，要做百分之百的準備。從另一個角度，它又像疏通河道，要把淤泥和垃圾清走，要堵上漏洞，要封上那些排汙的暗溝，要為流淌打通所有的關節。更貼切的比喻，也許是犁田。犁鏵插下去的深度要妥當，要讓犁鏵能被拉得動。要鼓足勁，沉住氣，要讓犁鏵從田壟的這頭一直到田壟的那頭，從這頭到那頭要是一樣的深度，不可半路讓犁尖滑出，隻在地皮上劃一道擦痕。總之，這是個苦活。對於我這種年歲的詩人來說，做這樣的苦活恰好合適，因為積攢了足夠的耐心，和意誌力。
問：哦，這個“苦活”的說法很實在，實際上也很有新意。現在好多領域出現了好多大師，不管是公認的還是自封的。你說你想在仰望的高度留下腳印，那是不是說你也想成為詩歌領域的大師？
答：即使真這麼想，也真不敢承認，何況還真沒敢想。盡管不知道天高地厚，但對自己身高幾何還是比較清楚。在我心目中，“大師”一詞可不是一般的分量。那不僅是高度、寬度和深度，那是體量、質量、能量的綜合和總成。
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我要感謝李有仁老師。這是我離開德州師專後在回想中越來越佩服的一個人。他的學養和經曆都給我啟示，那是我的財富。他出身貧寒，根本沒讀過幾年書，誌願軍轉業到東北某地做機械工人，此間他自己研究發明了一種測量儀器，那精度在當時屬行業內第一；後來他被打成右派，發配到西北，此間他又研究檢測黃河的含沙量，據說三門峽工程就采用了他的數據；再後來他又研究古典文學，落實政策後做了我們的老師，他的好多考究，直到今天我還覺得獨到；退休後，他出人意料地寫出了一本厚厚的《周易詳解》，那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並不多見，東南亞的好多國家和地區都有人和機構請他去講學。他做什麼都是頂尖，讓人不得不歎服。
但我也為他惋惜，總覺得他的人生沒有達到應有的輝煌。當然，對於謙和隨性的他來說，也許——正是這樣的人生才好玩，才有意思，想嚐試的都嚐試了，而且都嚐到了極致的滋味。他涉足的領域都可以登到峰頂，但在什麼領域都未能成為大師。大師不僅是攀登者，他還是山峰本身。或者說堪稱大師的不是那個登上一個山頭，又登上一個山頭，再登上一個山頭的健將，他是那個在山上種草種樹，壘塔，修築台階，撿拾垃圾，養育生態，讓山峰更巍峨，更峭拔，更美，更有內涵，更有味道的人，那個和山峰融為一體的人，那個成為山峰的人。
對我來說，能否在一個領域登上一小會兒峰頂，都實在是很艱難的事情，所以我現在總盡量少分心。過去也寫小說、散文、文學評論，現在基本上隻寫詩，連關於詩的隨想和隨感都很少著筆。我知道近幾個世紀來，詩人和詩論家往往一身而兼，像我景仰的艾略特、裏爾克等。且不說對他人的影響，單說對自己的創作，那會使自己更自覺，更有方向性，另外又會使人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創作旨趣。但現在我除了掙錢養家糊口外，就隻一個心思寫詩，想把詩寫好。別的都有點顧不上。
我去年寫了一首詩，在此說個大意，算作結束語吧：今天下午，你扔出的那塊石頭，擊中了坐在對麵山坡上的那隻狐狸。什麼時候，你今天下午扔出的石頭，能擊中明天上午背陰山坡上的灰熊？
這首詩不需要確定的解釋。可能稍微沾點邊的說法，即時間是雙向的。寫作不僅關注未來和當下，昨天發生的事情，依然會葆有共時性存在的所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