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次請教巴洛克——他曾任美國六任總統的顧問，包括威爾遜、哈丁、柯立芝、胡佛、羅斯福以及杜魯門——他遭受政敵攻擊時，有沒有受到困擾？“沒有任何人能侮辱我或困擾我，”他回答說，“我不允許他們這麼做。”
也沒有任何人能侮辱我們或困擾我們——除非我們自己允許。
棍棒石頭可以打斷我的骨頭，但語言休想動我分毫。
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總是敬仰不懷恨仇敵的人。我常到加拿大的一個國家公園，欣賞美洲西部最壯麗的山景，這座山是為了紀念英國護士愛迪絲·卡韋爾於1915年10月12日在德軍陣營中殉難而命名的。她的罪名是什麼？她在比利時家中收留照顧一些受傷的法軍與英軍，並協助他們逃往荷蘭。在她即將行刑的那天早上，軍中的英國牧師到她被監禁的布魯塞爾軍營中看她，卡韋爾喃喃說道：“我現在才明白，光有愛國情操是不夠的。我不應該對任何人懷恨或怨忿。”4年後，她的遺體被送往英國，並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內舉辦了一場紀念儀式。我曾在倫敦住過一年，常到卡韋爾的雕像前，讀著她不朽的話語：“我現在才明白，光有愛國情操是不夠的，我不應該對任何人懷恨或怨忿。”
要想真正寬恕並忘卻我們的敵人，最有效的辦法還是訴諸比我們強大的力量。因為我們可以忘記一切的事，當然侮辱也顯得無足輕重了。讓我再舉個例子。
1918年，密西西比州有一位黑人教師兼傳教士瓊斯即將被處以死刑。幾年前我拜訪了瓊斯親手創辦的學校，並向學生做過演說。現在它已成為一所全國有名的學校，但我要說的這個故事是很早以前的事。當時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密西西比州中部流傳的謠言說，德軍將策動黑人叛變。瓊斯被控策動叛亂，並將被處以死刑。一群白人在教堂外聽到瓊斯在教堂內說道：“生命是一場戰鬥，黑人們應拿起武器，為爭取生存與成功而戰。”
“戰鬥！”“武器！”夠了！這些激動的白人青年衝入教堂，用繩索套上瓊斯，把他拖了一英裏遠，推上絞台，燃起木柴，準備絞死他，同時也燒死他。有人叫道：“叫他說話！說話！說啊！”於是瓊斯站在絞台上，脖子上套著繩索，開始談他的人生與理想。他1907年由愛達荷大學畢業。他談到自己的個性、學位，以及令他在教職員中受人歡迎的音樂才能。畢業時，有人請他加入旅館業，有人願出錢資助他接受音樂教育，都被他拒絕了。為什麼？因為他熱衷於一個理想。受到布克·華盛頓的故事的影響，他立誌去教育他貧困的同胞兄弟。於是他前往美國南方所能找到的最落後的地方，也就是密西西比州的一個偏僻地方，把他的手表當了1．65美元，他就在野外樹林裏開始辦學校。瓊斯麵對這些準備處死他的憤怒人們，訴說自己如何奮鬥，為教育這些失學的孩子，想將他們訓練成有用的農人、工人、廚子與管家。他也告訴這些白人，在他辦學的過程中，誰曾經幫助過他——一些白人曾經送他土地、木材、豬、牛，還有錢，協助他完成教育工作。
事後，有人問瓊斯恨不恨那些拖他準備絞死、燒死他的人？他的回答是，他當時忙著訴說比自己更重大的事，以致無暇憎恨。他說：“我沒空爭吵，也沒時間反悔，沒有人能強迫我恨他們。”
當瓊斯如此真誠動人的談話，特別是他不為自己求情，隻為自己的使命求情時，暴民們開始軟化了。最後有個老人說：“我相信這年輕人說的是真的，我認得他提到的幾個人。他在做善事。是我們錯了。我們不應該吊死他，而應該幫助他。”老人開始在人群中傳帽子，向那些想吊死瓊斯的人募了52美元，因為瓊斯說：“我沒空爭吵，也沒時間反悔，沒有人能強迫我恨他們。”
19世紀前，愛比克泰德就曾指出，我們收成的就是我們所栽種的，命運總不放過，要我們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價。愛比克泰德說：
長遠而論，每個人都會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能將此長埋於心的人，就能不對人發怒、憤懣、誹謗、責難、攻擊或怨恨。
從赫登的《林肯傳》中可以看出，林肯“從不依自己的好惡去判斷人。他總是認為他的敵人也像任何人一樣能幹。如果有人得罪他，或對他不遜，但卻是最合適的人，林肯還是會請他擔任該職位，就像對朋友一樣毫不猶豫……我想他從未因為個人的反感，或是他的政敵而撤換一個人”。
林肯委任相當高的職位給曾侮辱過他的人——包括麥克蘭、史瓦德、史丹頓以及蔡斯。按赫登的說法，林肯相信：“沒有人應因其作為受到讚揚或責難，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受到教育的條件及環境所影響，我們所形成的習慣與特征造就了我們的目前及未來。”
也許林肯是對的。如果你我像我們的敵人一樣承襲了同樣的生理、心理及情緒的特征，如果我們的人生也完全一樣，我們可能會做出跟他們完全一樣的事，因為我們不可能會做出別的。讓我們以印第安人的祈禱詞提醒自己：“偉大的神靈！在我穿上別人的鹿皮靴走上兩星期路以前，請幫助我不要判斷與批評他人。”因此與其恨我們的敵人，讓我們還是憐憫他們，並感謝上天沒有讓我們跟他們一樣經曆同樣的人生。與其詛咒報複我們的敵人，何不給他們諒解、同情、援助、寬容以及為他們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