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髙粱躥高了，收工的時候，魯德要擗一捆髙粱葉子，將孩子放在葉子上，背在背上。遠遠看去，綠盈盈、忽悠悠一個草垛過來了。
玉米地裏往往夾帶種一點黃豆，叫“花撮”豆子。籽粒飽滿以後，豆秧“虎皮”變色之前，惠民先生往往用鐮刀割一抱回來，摘下青豆莢，放些鹽，煮了吃，叫吃“毛豆”，挺香挺香的。等到玉米棒子個剛有“蒼皮”的，就間了掰回家，勉強將棒粒搓下來，用石碾軋了，也不分渣和麵。鍋底下燜豆角，上邊貼餑餑，叫“一鍋香”的“刺蝟餑餑”那新糧的味道，帶著棒漿子味，真是
濃濃的獨特。
一九五四年，月牙村成立互助組;一九五五年，搭起了三個社架子;一九五六年，成立初級社。惠民先生說咱們申請人社吧。”魯德反問：“咱們除去共產黨分給咱的八畝一分地外，咱使什麼入社？你看已經人社的莊稼主，除有地畝之外，有騾子有馬的，有杠子驢的，咱們呢，老牛破車疙瘩套都沒有，叉把掃帚篩子又沒有，碡碌滾子套包子更沒有。這樣去申請，不是讓人看不起嗎？”
一九五七年，髙級社了。這回好了，都人社了；一九五八年，更上一層樓，人民公社了。魯德和當時廣大農民一樣，從心眼裏髙興——幹現成的活兒就成了。
—九五八年開始吃食堂，那時節真好。早晨大鍋地熬稠稠的玉米渣粥，中午蒸一籠屜一籠屜的窩頭，白菜熬豆腐，晚上又是玉米渣粥。一鍋一鍋地蒸白薯，誰餓了隨便去拿。那時社員無論走到哪個生產隊的食堂，都可以敞開肚皮吃，吃完一抹嘴走人。十月一日國慶節時，生產隊還殺了豬，大碗大碗地盛豬肉燉粉條，一盆一盆的炸豆腐，吃了添。人民公社的社員喝著牛山二鍋頭酒，舉著盛滿白酒的大海碗，酒水潑灑著，醉意朦朧地歡呼——共產主義到了！
農民不再珍惜糧食了，玉米棒子個兒，地裏隨處可見，但沒有人去撿；地裏的白薯，上了凍還沒有刨完，就留在地裏過冬。家裏的桌椅板発，當劈柴賣了。為什麼，住樓房沒處擺呀。既然很快就“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房子也沒用了。好多人拆房子，賣大柁檁條、挑簷花架。供銷合作社的院子，木頭垛都堆成小山一樣。當時，刮起了“一平二調”之風，農民的房屋，生產隊想占用就占用;生產隊的財產，上邊想調走就調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魯德一家人離開村西頭場院邊辛辛苦苦蓋的三間土房，並將房後的榆樹放走十三棵，蓋牲口棚了。不但分文未給。全家還被趕到龔家胡同的小西廂房內，一住就是三年。
這三年，正是我們年輕的共和國鬧“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