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不是因為貧窮，但有時也是因為貧窮。娶妻不是為了奉養父母，但有時也是為了奉養父母。孟子說，如果僅僅是為了養家糊口出去做官，就要有原則，這個原則就是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什麼叫“辭尊居卑”呢？你既然僅僅是為了糊口而去做官，你就不要做大官，要做小官。既然僅僅是為了養家糊口去做官，你就不要找俸祿很高的官職，要找俸祿比較低的，糊口而已，又不是為了發財，這是一個原則。
顯然，孔子為了養家糊口去做的這兩個官，確實符合孟子所講的兩個標準，第一官職不高，第二俸祿不高。孔子當時做這樣的位卑而祿薄的職務，未必像孟子所說的那樣，是因為他的目的僅僅是因為要糊口，所以拒絕高官厚祿。真實的情況可能是，孔子當時還缺少做更大的官擔當更大職位的資曆與名望。但既使是這樣，孔子也是盡職盡責的。
孔子在做委吏的時候，他說過一句話，做倉庫保管員，我的帳要記得清清楚楚。後來他做了乘田，他說，我要讓牛羊都長得茁壯。所以我們從這可以看出來，即使孔子是下層之士，他也是非常認真的。這說明孔子有一個什麼樣的優點呢？眼高手低。“眼高手低”現在被認為是一個貶義詞，實際上是一褒義詞，而且是非常好的褒義詞，就是說我的誌向很大，但是我們腳踏實地，我有很高的眼界、很高的境界，但是我做事從小事做起。
為了養家糊口，孔子學會了許多謀生的本領，後來他又學習了做官必備的傳統六藝，正式走上仕途。謀生和謀仕之學就是孔子立誌學習的全部內容嗎？他的人生目標是什麼，他立誌學習的又是什麼呢？
孔子做了那麼多鄙事，後來出仕做乘田、做委吏，這也是下等之事，他盡心盡力做好。眼高並不拒絕手低。但在他“手低”之時，他仍然沒有忘記“眼高”，他有更大的追求，這就是我們要講的孔子“十有五而誌於學”的第三點。第一、糊口之學，第二、謀士之學，第三點是什麼呢？我們可以把它稱為大學。
我們仔細琢磨一下，孔子講他“十有五而誌於學”，這個地方有兩點要說明：第一，顯然不是說他十五歲才開始學習，那也太晚了，孔子顯然不是到這個時候，才開始學習的。第二，誌於學，顯然不可能是指學習謀生的手藝，也不是指學習一些傳統的儒業，然後將來以此為專業去做官。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不是誌於學，而是誌於官、誌於糊口，既然是誌於學，他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人生目標、人生的理想，定義在追求學問、做學術的研究、做道義的研究和探討。用後來張載話來說。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這才是孔子的誌於學的內容。這裏麵又包含著兩層意義：第一，學術研究道義探討可以成為一個人的終身事業。這是以前沒有的，學術從此有了獨立的價值和地位。第二，一個人，也可以不做任何具體職業，而專門從事學術研究。所以，錢穆先生說：“惟自孔子以後，而儒業始大變。孔子告子夏：“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可見儒業已先有。惟孔子欲其弟子為道義儒，勿僅為職業儒，其告子夏者即此意。”（《孔子傳》）
既然孔子的誌向，他的“學”的意思最終落在這第三點上，也就是所謂的大學，所以孔子也就超越了前麵兩種技術和一些傳統知識的“小學”，而成為真正的“大學”。他的誌於學就是指這樣一種更大的東西明德。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之道在發揚美德、改造社會、讓自己的人性達到至善至美的境界。他又說。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論語·泰伯》）
古代官吏以穀子來計算俸祿，這裏以“穀”代指做官及其俸祿。孔子說：“學三年，心意不轉到要官做求俸祿上去，是難得的啊。”
所以，孔子之學，乃是在六藝之中，找尋其道德意義，明了其淵源流變，發揚其道義精神。並由此建立人生的道德價值基礎。
自此而後，儒就由職業技術，進而至於學術流派，不再是一個職業了。士也不再是“誌於仕”，而是“誌於道”了，甚至孔子後來講，“朝聞道，夕死可矣。”早晨聽到道，晚上死也就可以了。是道，而不是器。是形而上，不再是形而下。最終的使命是聞道，而不是做官。
孔子後來明確地講，“君子不器”，君子不能夠以從事某一個專業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君子應該有更大的東西，應該有形而上的東西，君子應該有判斷力，君子應該引導整個人類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這是孔子對傳統儒的否定，是新興儒的道德宣言。
孔子有一個學生叫樊遲，跑到孔子那兒說，老師，你教教我怎麼種田。孔子很生氣，說：我不如老佃農，你要學種田找他去吧。樊遲傻乎乎地又問：老師，那你告訴我怎麼樣種菜。孔子說：那我也比不上老菜農，你跟他去吧！樊遲為什麼找孔子問種莊稼、種菜呢？很顯然，孔子在年輕的時候幹過這些，他懂這些。如果不懂，樊遲也不會問他。
但問題是孔子並不把農業專家、蔬菜專家、園藝專家，作為人生最終的目標，他要成為一個思想家。所以樊遲到這時還來向孔子請教這些問題，讓孔子非常生氣，罵他是小人。小人不是指他這個人品行很壞，而是他沒有誌向。他是在提醒樊遲，人生應該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作為一個君子應該擔負更大的曆史責任。這個更大的曆史責任是什麼呢？就是仁，就是義，就是道，而不僅僅是養活自己。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論語·子路》）。
在孔子看來，士人應當追求仁德，追求價值，追求正義。因此，士最可貴的，是他的判斷力，而不是他的技術。甚至，士可以沒有一門專業的技術，但決不能沒有判斷力。沒有判斷力的技術人員，隻是工具性的存在，而不是“人”的存在。
所以我們說，孔子實際上是一個有多種專業技能的人，但是他超越了所有的專業技術，而去追求終極真理，他有了終極關懷，他為了全人類的幸福在思考、在努力。正是因為這樣的終極關懷，他才能夠成為聖人，成為人類曆史上的偉人。
“十有五而誌於學”的孔子，在沉重的生活壓力之下，一邊謀生，一邊堅持學習，一邊學習糊口之道、謀士之道，一邊追求著形而上的學問。他在向著人生和學問的更深更高的地方進取。一個思想的大師、一個道德的聖人就要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