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論語·陽貨》）
不過這個機會很快就來了，在孔子五十一歲的時候，魯國發生了陽貨之亂。陽貨開始作亂了，不過，這場作亂的結果是陽貨最終被打敗，逃到了齊國，三十多年的陽貨專權終於結束了。
這個時候，魯國的政府開始考慮重用孔子，因為孔子原來的政治立場很明白，反對陽貨。現在陽貨作亂，所以魯國的政府認識到，孔子是有政治頭腦的。
在魯定公九年，剛剛過了天命之年的孔子，被魯國政府任命為中都宰，中都是魯國西北部的一個小城邑，大概在今天山東汶上縣西邊四十裏的地方，這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宰”是什麼意思呢？“宰”是地方的主宰，地方官。
多年以後，孔子的弟子言偃，也就是子遊，在魯國的一個小城邑武城任行政長官，孔子曾和他開玩笑。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遊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論語·陽貨》）
孔子到了武城，聽見彈琴唱歌的聲音。孔子就莞爾一笑說，殺雞哪裏用得著宰牛的刀呢？子遊回答說，過去我聽老師說“君子學了道，就能惠愛百姓。老百姓學了道，就容易聽使喚了”。孔子就對學生們說，各位，言偃的話對啊。我剛才的話是開個玩笑罷了。
孔子為什麼和子遊開玩笑啊，因為他的心情特別好。為什麼呢？因為他的弟子，武城的行政長官言偃在武城實踐著他的以德治國以亂治國的理論呢。聽著滿城飄來的弦歌之聲，好像他所向往的古樸民風又回來了，他能不高興嗎？
那我們看看，如果想到孔子在魯國初仕時，也是一個相當於武城的小邑，而且，他也就從那小地方著手，作出了大成績，我們就能明白孔子此時和子遊開玩笑的深層次原因了。他自己在當時不是一把更大的牛刀麼？而且，他作得相當成功，以此為起點，達到了權力的頂峰。
根據《孔子家語·相魯篇》的記載，孔子用禮的方法來治理中都這個地方。他把這個地方的男女區別開來，老幼也區別開，強弱也區別開，讓強的不欺負弱的，男女走路也都分開走，最後的結果是路不拾遺，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儉樸，養生送死都有禮有節。一年以後，當地的社會風氣煥然一新，甚至連四方的諸侯都紛紛效仿。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示範區了。
我們注意到，孔子治理中都的特色，不在於具體的政策，而在於他有一個社會的理想。這個理想，是秩序，是文化，是和諧。中都最後治理得好，成為示範區。
魯定公當然也非常高興，就召見孔子。問他：你把中都治理得很不錯，假如用你用治理中都的方法，治理魯國怎麼樣啊？孔子此時非常自信，他說：用我的辦法，即使治理天下都可以，何止是魯國呢。魯定公覺得孔子做得不錯，所以第二年就提拔他為小司空，小司空管什麼？管管建築，管管農業等等。孔子又做得不錯，不久魯定公就提拔他做了大司寇，大司寇是魯國最高的司法長官，這個時候，孔子就是上大夫了。官職上去了，覺悟也上去了。他並不認為裁決案件是他的最高誌向，恰恰相反，對案件，他主張無訴，就是不要有訴訟是最好的。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話。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
如果我僅僅像這樣，天天聽聽訴訟，然後去審理，做裁決，那我不是和一般的法官一樣嗎？我的理想，不是把每一個案件都判得清清楚楚，我的理想是讓天下根本就沒有訴訟。你看，這個魯國的大法官，他的理想裏是一個國家沒有刑律，沒有監獄，不需要什麼人來司寇。孔子此時，他心裏是不是把自己當做一個法官呢？不是。我們知道，孔子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
君子不器。
就是君子不是某一方麵的專門人才，君子應該有一種更高的社會理想。如果孔子滿足於做一個大法官，天天去裁決案件，滿足於做一個清官，每一件案件都判得很認真，當然很好。但是，我們知道，孔子不僅僅是法官，孔子是一個聖人。他的理想不是去做一個好法官，他的理想是做一個好的導師，去引導人民有仁德，講信義，從而徹底消除訴訟，這也是孔子的知天命。因為他知道他的使命不是去做一個法官，他的使命是去做人民的導師。
在《孔子家語》裏麵，有這麼一條記載，這條記載講了古代的五刑說。有一天，孔子的學生冉有問孔子：我聽說古代的三皇五帝從來不用五刑去懲戒人民，真是這樣嗎？冉求覺得不可思議，天下有那麼多罪犯，有那麼多違法亂紀的人，有那麼多犯上作亂的人，有那麼多強盜，怎麼能夠不用五刑呢？三皇五帝不用五刑能夠把天下治理好嗎？孔子怎麼告訴他的呢？孔子說：古代的三皇五帝，製定了刑法，他的目的是為了設防，不是為了懲罰。有了五刑讓老百姓有所懼怕，讓老百姓不犯罪，這是最高境界。在這個地方，我們看到了孔子不是有專業之長的專門人才，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理想，是一種境界。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
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製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治也。凡夫之為奸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製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奸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無禮。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鬥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鬥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阱而陷之。”（《孔子家語·五刑解第三十》）
孔子在魯國做司寇的時候，他的觀點和立場第一個就是最好不要有訴訟，具體操作的時候，他實行調解。今天在全社會都受到充分肯定，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民調解員製度，最初的根源就是孔子。
有一天，有一個父親上了一個狀子，告發他的兒子不孝。孔子把這個兒子拘捕了，可是三個月的時間，孔子沒有判決。孔子在幹什麼？在這三個月裏，孔子在做這一對父子的思想工作，在對他做調解。季桓子聽到這個事情以後，很不高興，說：孔先生，你一直講以孝治理天下。你覺得孝是人的根本，可是現在碰到一個不孝的人，按說你應該抓住這個案子，判成一個典型案例，教導人民來實行孝道。可是你為什麼碰到這個案子反而不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