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其他幾個方麵：
一九八四年，日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一千一百美元，二十七倍於我國；美國人為我國的三十三倍；瑞士為我國的四十三倍。
一九八三年底，全球核電站達二百九十八座，其中美國八十座、蘇聯四十座、日本二十六座、英國三十三座、法國三十二座。我國呢，有四座，全在台灣。
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一年，每一千個居民中的大學生數，蘇聯就為一百九十六人，日本為一百五十四人，中國為十一點四人……。”
聽了這樣的演講，誰能不感到肩頭沉重呢？如果沒有一係列對比性數字，又怎能達到如此振聾發聵的效果呢？
對比性數字比無比對地羅列數字，顯然有更大的說服力。我們在言辭中應善於將有關數字對比著表述出來。
比如，為了說明美國電視中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節目之多，有人指出：
“調查表明，從一年級十二年級的青少年學生，大約有一萬多個小時是在聽搖擺音樂中渡過的，這比他們在校十二年度過的全部時間隻少五百個小時。有人做了一次普查，平均每個觀眾一年裏從電視節目中可看到九千個表現性行為的鏡頭。暴力場麵更多。一般高中生到畢業時，觀看電視二萬二千小時，相當於他們在課堂時間的兩倍，在這二萬二千小時中，可看到一萬八千起謀殺……”。
這樣對比性的數字運用是十分成功的，使人深切感到青少年學生受毒害之劇烈。
一九四六年七月，蔣介石發動了全國內戰，派了一百七十餘萬人進攻解放區，一時間“黑雲壓城城欲摧”。
有不少人對這場鬥爭的前景發生了懷疑。這時候毛澤東給大家算了一筆帳：蔣介石共出動了二百一十八個旅，約占蔣軍正規軍的百分之九十，再也沒有太多的兵力可供抽調了。我軍在七月至十月間就殲滅了蔣軍二十四個旅。按這個速度計算，當我軍殲滅第三個二十五個旅時，敵我力量就會發生重大變化。不出一年時間，就可以迎接中國革命新高潮的到來。
毛澤東用以上計算方法驅散了人們心頭的疑雲。
我國某影星訪美期間，有些台灣特務問她：“願不願去台灣？”
這位影星爽快地回答：“我願意去台灣拍片，隻要有好劇本，怎麼不可以去？”
他們又問：“你知不知道台灣的報酬很高？”
這位影星說：“知道！但你們隻有—千五百萬觀眾，我們有十億觀眾。我工資雖低，但房租也低，看病不要錢，你們那裏，這兩項開支是驚人的。”
那些人隻好灰溜溜地走了。
比喻
劉向《說苑》中有這樣一個生動的故事：
有人對梁王說：“惠子這個人說話善於打比喻。假如大王您不讓他們打比喻，那麼，惠子就沒法說話了。”
於是，梁王對惠子說：“希望您今後發言時不要打比喻了。”
惠子回答說：“假如有個人不知道‘彈’為何物，您告訴他‘彈就是彈’，你能明白嗎？”
梁王說：“當然不能明白呀！”
惠子接著說：“如果您改換一種說法，告訴他：‘彈的樣子象弓，是用竹子作弓弦。’那麼，他該明白了吧？”
梁王說：“當然明白了。”
惠子說：“我要把我知道的事物告訴不知道這事物的人們，您說不打比喻行嗎？”
梁王說：“不打比喻是不行的。”
這個事故的有趣就在於粱王本來是不許惠子再打比喻的，可是惠子又俏悄打了一個比喻，說得梁王心服口服。
比喻能增強語言的形象性、生動性，可以給語言塗上一層斑瀾的色彩。作家秦牧曾舉過一個例子：”一個好比喻，常常能很有效地吸引人。比如說資本主義社會裏，有的人可以不遵守法律，而有的人非守法不可，有人就比喻說：‘法律像一張蜘蛛網，大昆蟲衝走了，小昆蟲給粘住了’。”
如果直接說資本主義的法律對某些人沒有什麼約束力，意思比較抽象，而拿蜘蛛網打比方，具體形象的意思便從抽象的霧靄中顯露出來了。
比喻一般用來回答較複雜的問題。當對方以某種事例顯示一種道理來詰難時，回辯者則以能比喻的事例顯示出另一種道理，以進行反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