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戚之卿”就是跟國王有共同血統的，“異姓之卿”就像孟子這樣的，他在齊國也做卿，但是他跟齊王之間沒有血緣上的關係。齊宣王說，你先給我談一談，貴戚之卿有什麼樣的權利？在國家政治裏，他們起什麼樣的作用？孟子說，貴戚之卿在國家政治裏，如果國君有大的過錯，他們有權勸說你，有權給你提出批評。如果他們提出批評以後，國君反複不聽，反複跟你提建議，反複跟你提警告，如果國君還不聽，那麼這些貴戚之卿有一個權利，反複之而不聽，則易位。
他們有權把國君拉下寶座，換一個人上去。齊宣王一聽，臉色一下子就變掉了。他突然發現，假如這些貴戚之卿給我提建議，我不聽，他們還有權把我換掉，他非常緊張。孟子一看齊宣王臉色都變了，就說你也不要緊張，不要有什麼想不開的。今天，可不是我來找你的麻煩的，是你主動找我的。你既然這樣問我，我總不能騙你。
其實，孟子的政治哲學是圍繞人的本性的。他提倡君王要仁，實行仁愛，推己及人，這就是忠恕之道。王道就是君王實行仁愛的結果，也是君王實行忠恕之道的結果。君臣關係如此，君民關係也是如此。反之，君王麵對的隻會是離心、反抗和暴力的變革。
孟子有一次對齊宣王說的話非常嚴厲，孟子說。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裏。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裏。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孟子·離婁章句下》）
如果國君愛護你的臣民，就像愛護自己的手足一樣，那麼你的臣民也就把你看作腹心，也愛護你、敬重你。但是，如果一個國君把他的臣民看作牛馬一樣，任意使喚，那麼臣民有權利把國君看作一般的人，我沒有義務忠於你，沒有義務保護你。還有更嚴重的，假如國君把他的臣民都看作像土、草一樣低賤，任意踐踏他們，那麼臣民就可以把國君看作是他的仇人，臣民就有權利殺掉你。這話說得非常嚴厲。可以說，孟子之前之後，再沒有一個人敢用這樣的口氣跟國君講話。
而且在孟子的眼裏麵，不存在什麼國家問題。
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孟子·離婁章句下》）
一個國家的國君，如果殺掉無辜的知識分子，那麼這個國家的大夫就可以離開這個國家。他叛逃到盟國，沒有叛國罪。一個國君假如無罪殺害人民，這個國家裏所有的士，就可以遷徙到別國去，他沒有義務死守著這一個國家，沒有義務愚忠於一個暴君。
在當時，孟子這樣的言論無疑是激進的。齊宣王有肚量聽，也實屬難得。不過君權在握的人，最不喜歡聽的，自然是民眾造自己的反。麵對孟子的激進言論，齊宣王試圖用儒家傳統的忠君思想，與孟子辯論。孟子的言論是否背離了儒家傳統？齊宣王與孟子辯論的結果，又會如何？
孟子說得最好的、論證最為充分的變革理論，是他和齊宣王的一次對話。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齊宣王問孟子一個既是現實又是曆史的政治問題：曆史上商湯把夏桀流放了，周武王討伐了商紂王，有這樣的事嗎？孟子不但說有，還說曆史上白紙黑字斑斑記錄在案，你為什麼對這個事情有懷疑啊？齊宣王接著就問了，臣民殺掉他們的國君，這難道是可以的嗎？因為商湯在流放夏桀的時候，商湯是臣子，夏桀是天子。周武王在討伐商紂王的時候，商紂王是天子，周武王是臣子。如果我們讚成這兩個人的做法，那不就肯定了民可以弒君嗎？這可是一個大問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