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國法律對於貞操問題的規定。
依我個人的意思看來，這三種規定都沒有成立的理由。
第一，寡婦再嫁問題。這全是一個個人問題。婦人若是對她已死的丈夫真有割不斷的情義，她自己不忍再嫁；或是已有了孩子，不肯再嫁；或是年紀已大，不能再嫁；或是家道殷實，不愁衣食，不必再嫁——婦人處於這種境地，自然守節不嫁。還有一些婦人，對她丈夫，或有怨心，或無恩意，年紀又輕，不肯拋棄人生正當的家庭快樂；或是沒有兒女，家又貧苦，不能度日——婦人處於這種境遇沒有守節的理由，為個人計，為社會計，為人道計，都該勸她改嫁。貞操乃是夫婦相待的一種態度。夫婦之間愛情深了，恩誼厚了，無論誰生誰死，無論生時死後，都不忍把這愛情移於別人，這便是貞操。夫妻之間若沒有愛情恩意，即沒有貞操可說。若不問夫婦之間有無可以永久不變的愛情，若不問做丈夫的配不配受他妻子的貞操，隻曉得主張做妻子的總該替她丈夫守節，這是一偏的貞操論，這是不合人情公理的倫理。再者，貞操的道德“照各人境遇體質的不同，有時能守，”有時不能守；“在甲能守，在乙不能守”（用與謝野晶子的話）。若不問個人的境遇體質，隻曉得說“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隻曉得說“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用程子語），這是忍心害理，男子專製的貞操論。——以上所說，大旨隻要指出寡婦應否再嫁全是個人問題，有個人恩情上、體質上、家計上種種不同的理由，不可偏於一方麵主張不近情理的守節。因此，故我極端反對國家用法律的規定來褒揚守節不嫁的寡婦。褒揚守節的寡婦，即是說寡婦再嫁為不道德，即是主張一偏的貞操論。法律既不能斷定寡婦再嫁為不道德，就不該褒揚不嫁的寡婦。
第二，烈婦殉夫問題。寡婦守節最正當的理由是夫婦間的愛情。婦人殉夫最正當的理由也是夫婦間的愛情。愛情深了，生離尚且不能堪，何況死別？再加以宗教的迷信，以為死後可以夫婦團圓。因此有許多婦人，夫死之後，情願殺身從夫於地下。這個不屬於貞操問題。但我以為無論如何，這也是個人恩愛問題，應由個人自由意誌去決定。無論如何，法律總不該正式褒揚婦人自殺殉夫的舉動。一來呢，殉夫既由於個人的恩愛，何須用法律來褒揚鼓勵？二來呢，殉夫若由於死後團圓的迷信，更不該有法律的褒揚了。三來呢，若用法律來褒揚殉夫的烈婦，有一些好名的婦人，便要借此博一個“青史留名”，是法律的褒揚反而引發一種沽名釣譽、作偽不誠的行為了！
第三，貞女烈女問題。未嫁而夫死的女子，守貞不嫁的，是“貞女”，殺身殉夫的是“烈女”。我上文說過，夫婦之間若沒有恩愛，即沒有貞操可說。依此看來，那麼未嫁的女子，對於她丈夫有何恩愛？既無恩愛，更有何貞操可守？我說到這裏，有個朋友駁我道：“這話別人說了還可，胡適之可不該說這話。為什麼呢？你自己曾做過一首詩，詩裏有一段道：
我不認得他，他不認得我，我卻常念他，這是為什麼？
豈不因我們，分定常相親？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海外土生子，生不識故裏，終有故鄉情，其理亦如此。
依你這詩的理論看來，豈不是已訂婚而未嫁娶的男女因為名分已定，也會有一種情意。既有了情意，自然發生貞操問題。你如今又說未婚嫁的男女沒有恩愛，故也沒有貞操可說，可不是自相矛盾嗎？”
我聽了這段駁論，幾乎開口不得。想了一想，我才回答道：“我那首詩所說名分上發生的情意，自然是有的，若沒有那種名分上的情意，中國的舊式婚姻絕不能存在。如舊日女子聽人說她未婚夫的事，即麵紅害羞，即留神注意，可見她對她未婚夫實有這種名分上所發生的情誼。但這種情誼完全屬於理想的。這種理想的情誼往往因實際上的反證，遂完全消滅。如女子懸想一個可愛的丈夫，及到嫁時，隻見一個極下流不堪的男子，她如何能堅持那從前理想中的情誼呢？我承認名分可以發生一種情誼，我並且希望一切名分都能發生相當的情誼。但這種理想的情誼，依我看來實在不夠發生終身不嫁的貞操，更不夠發生殺身殉夫的節烈。即使我更讓一步，承認中國有些女子，例如吳趼人《根海》裏那個浪子的聘妻，深中了聖賢經傳的毒，由名分上真能生出極濃摯的情誼，無論她未婚夫如何淫蕩，人格如何墮落，依舊貞一不變。試問我們在這個文明時代，是否應該讚成提倡這種盲從的貞操？這種盲從的貞操，隻值得一句”其愚不可及也“的評論，卻不值得法律的褒揚。法律既許未嫁的女子夫死再嫁，便不該褒揚處女守貞。至於法律褒揚無辜女子自殺以殉不曾見麵的丈夫，那更是男子專製時代的風俗，不該存在於現今的世界。”
總而言之，我對於中國人的貞操問題，有三層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