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擴大指導性計劃管理問埋。經濟體製改革決定指出：對其它大量產品和經濟活動，根據不同情況，分別實行指導性計劃或完全由市場調節。”“指導性計劃主要依靠經濟杠杆的作用來實現。”幾年來，指導性計劃由於沒有一套與之配套的有效的具體管理辦法，基本上是徒有其名，有的是混同於指令性計劃，更多的是放任自流，實際成了市場調節。今後應從以下兩個方麵改進：一是劃分和確定指導性計劃的範圍：二是切實指導性計劃的實施辦法，關鍵是如何正確地綜合運用經濟杠杆，引導計劃的實現。不解決好這個問題，就難以實現我國計劃管理的重大突破。
(三)關於固定，投資計劃管理體製改進和適當調整
現行的理體製，適當上收一部分項目的審批權是必要的。除此之外，還應當從以下幾方麵研究改進措施：一是必須認真清理和減少中央和省(直轄市)級投資決策部門，原則上集中在同級計劃部門。一些地方實行分部門審批計劃、多頭決策的做法，弊端不少，是投資失控的重要原因。北京市堅持簡政放權“不摘橫向轉移”，對有效地控製投資規模起了重要作用。實踐已經證明，如果決策部門過多，隻向計劃部門備案，那麼“接受計劃部門的統一指導和規劃”就會變成一句空話。二是要加強對預算外自籌資金建設的引導和管理。除了必須納入計劃規模以外，還必須研究建立一套引導預算外資金投入國家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建設項目的管理辦法，三是要盡快對基本建設計劃和更新改造計劃實行統一管理、統籌安排，過去勉強把兩者劃分開，人為地製造了管理上的漏洞，弊多利少，不宜長此拖下去。四是對於“逐步將一些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任務轉由地方承擔”，要慎重研究。近年來，地方財力雖有所增加，但各項事業費連年遞增，物價補貼急劇擴大，地方財政實際已成了“吃飯財政”，用於建設投資的比重日益下降。北京市每年財政收入由50多億元增加到70億元，而財政預算安排的投資卻在11億元水平上徘徊。而且農業、教育、科技、衛生、政法等許多部門都是增加投資的重點，目前已經捉襟見肘，難以維持，實在無力承擔更多的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投資。同時，團家計劃投資的安排，明顯地忽視地方(尤其是大城市)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這個問題如何妥善解決，宜充分聽取地方計劃部門的意見。
(四)關於建立和健全合理的社會收人分配管理體製。這是計劃體製改革的一項重大而艱巨的任務，既迫切需要解決，又確實難度很大。理順工資管理體製，改進工資總額與經濟效益掛鉤的辦法，推行個人應稅收入申報製度等都需要著力做好。當前在國民收入增長有限、勞動生產率提高不快、物價上漲一時還不可能壓縮到合理程度的條件下，如何做到消費基金的增長低於國民收入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又使城鎮居民(首先是職工的收入保持適度，是我們麵臨的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也是關係到社會安定和政治穩定的大事。對此各方麵的認識很不一致。必須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加以研究，取得共識，否則既下不了決心，也很難製定出各方能夠接受的切實可行的方案。
(五)關於中央和省(直轄市、自治區）級計劃管理的權限與責任。筆者讚同這個原則：既要有利於增強中央的宏觀調控權力和實力，有利於實行全國統一政令、統一計劃、統一市場，又要有利於繼續發揮省(直轄市、自治區）和計劃單列市的正當積極性，要合理劃分事權，並在此基礎上正確劃分計劃決策權、財權和調控權，逐步建立以中央為主導的分層次的調控體係。在此，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一是在過去的改革中，由於曆史的原因，有的也由於個別決策不當，少數省市享有特殊的優惠政策和擴大的調控權。在今後的改革中應逐步地適當地縮小這些地區同其它省市在政策、權力方麵的差別，使全國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在大體相同(而不是完全相同）的條件下，貫徹執行中央的政令和計劃。二是對少數地方擅自越中央授權、各行其是的錯誤行為，應有一套切實可行且嚴肅有效的製裁管理辦法，決不能姑息遷就。這兩個問題如果解決得好，合理擴大省市一級的計劃權、決策權和調控權就不至於出大問題。
(六)關於理曬計劃與財政、銀行以及其它綜合部門。應當探索使計劃部門發揮其最髙層次的綜合經濟部門的“龍頭”作用，形成真正能夠綜合協調運用各種經濟杠杆的組織形式。如大委員會製，其成員是各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他們往往容易從本部門的角度提出問埋和建議，而較少從全局角度、按照綜合平的原則來考車和處理問題，即使是由最高層次的領導人主持會議，也往往難於形成一致的意見。從已有的實踐經驗看，還不能說是一種成熟的形式，因此，可以繼續試行而不宜推。其它如由計劃部門牽頭組成“綜合口”，或由計劃部門負責日常協調各綜合經濟管理部門工作等形式，也正在探索中，不管采用什麼形式，關鍵在於各級敢府是否賦予計劃部門必要的裁決權，是否支持計劃部門的工作，這是問埋的實質所在。
改革計劃管理體製同整個經濟體製改革一樣，將賞穿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畢其功於—役，即使在治理整頓期間，改進計劃體製方麵也有許多重要課埋亟待深入研究。本文受篇所限，不能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