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從獎金占工資的比例上分析，增長速度很快，1979年為15.1%，1988年增加到26%，而知識分子集中的部門、行業獎金增長速度均低於平均增長速度。
除此之外，一些單位發放實物的現象普遍，實際上抵消了—部分物價上漲。實物發放是很不平衡的。中央、地方、部隊、企業、事業差距很大，有的單位根本沒有發放實物，而有的單位是將發獎金後的剩餘錢購物發給職工，可以說發放實物是在貨幣工資差距拉大的基礎上，使其差距進一步加大的一種社會現象。
(二）
1978年至1987年間，我市職工貨幣平均工資與職工生活費價格指數的增長比例為1：055，其中，1978年至1980年間平均為1：5，1984年至1986年間平均為1：73，1986年至1987年為75左右。從上麵的數字可以看出，物價的上漲已經嚴重影響了全市職工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正確處理北京市的工資和物價的關係，是關係到我市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的大事。我們認為，搞好我市工資和物價的改革，必須處理好以下幾個關係：
處理好工資和物價的關係。
從物價調整的發展趨勢來看，由於過去長期違背價值規律，導致部分產品的價格與價值背離，不合理的價格長期未能調整，積累的問題很多，改革價格體係的不合理現狀，將使物價的總水平呈現上調的趨勢。加之，我市的財政、信貸不平衡的因素很多，生產資料供給很難不留缺口，社會購買力大於市場商品可供憊的狀況也一時難以根本解決。在財政、信貸、物資不平衡的情況下，要保持物價的基本穩定是有困難的。從長遠來看，對物價上漲進行非工資性補貼，又會驅動物價的上升，而且財政也難以負擔，1987年市財政對副食品價格的補貼為5.14億元，占全市財政總支出的15.5%，；198年已增至12.09外，對物價的非工資誰補貼0經成為北京市的一大財政負擔。從以上情況分析，物價將麵臨著上升的趨勢，必須通過調整產品結構、控製投資規模對社會總供需進行調節平衡，把物價上升的漲度控製在財政可以負擔的範圍之內，盡力處理好工資和物價的關係。處理好物價、工資改革和職工、企業承受力的關係。
對企業來說，由於物價改革，會引起原材料價格的上漲，企業不能全部把物價上漲的負擔轉嫁給消費者，而要立足於提高企業經濟效益、消化原材料上漲的因素，創造提髙職工工資水平的條件，以增強企業和職工對物價上升的承受能力。所以進行物價和工資的改革，必須考慮企業提高經濟效益的能力和承受力，超越企業和職工承受力來進行物價和工資改革，會造成社會生活的混亂。因為，物價上漲如果超過了企業的消化能力，企業就會把物價上漲帶來的損失推給社會消費者。這幾年，我市地方全民所有製企業的全員勞產率每年增高10冗左右；也就是說，在一般情況下，企業職工的平均工資不宜超過10%。而1984年以後，物價上漲超過了這個幅度，1988年達到25.4%左右，相當於勞產率的一倍，這就大大地超過了企業和職工的承受力，造成了流通領域和市場的混亂，使一些企業的生產經營處於困境，職工有不少怨言。
處理好物價、工資製度的改革和我市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的關係。
價格改革是確立新經濟體製的基礎，不合理價格體係的存在，給我市深化改革設置了重重困難，目前經濟環境過熱，本來我市的經濟發展速度在“七五”期應在7%左右，但由於經濟發展過熱，宏觀經濟失控，實際增長速度超過10%，這種高速增長，造成市場緊張，社會總需求大於總供給，信貸失控，通貨膨脹，超過了社會和企業的正常承受力。在經濟秩序方麵，流通領域亂漲價之風和“官倒”的不正常現象，價格扭曲，價格信號失真，難以在混亂的經濟現象中測算出產品的真實成本，價格和工資改革方案難以出台。在新舊體製轉軌的過程中，新舊體製並存還很難在短期內消除，在經濟發墀過程中，還會出現各種問題。對於出現的各種問題，必須采取務政的、法律的、經濟的手段進行綜合治理，建立新的經濟秩序，為價格和工資製度改革創造寬鬆的環境。
首都的社會發展戰略，就是向文化主導型過渡，充分發揮首都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功能。在這種戰略下，解決收人分配中的“腦體倒掛”是一個突出的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