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文化矛盾是指，人類精神生活領域內的各種文化觀念、態度和實踐的衝突，它既可能出現在地方性文化內部，也可能出現在地方性文化之間。但是，貝爾所提出的文化矛盾即針對資本主義社會而言的文化矛盾，則不僅僅是精神生活領域內的緊張，更涵蓋了各層次社會結構之間的相互對立和衝突，這無疑是新穎而深刻的。而貝爾之所以能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做出如此準確的剖析，一方麵源於貝爾自身敏銳的觀察力、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曆史責任感以及對生存於此社會中的人類的關懷；而另一方麵則在於他善於借鑒和總結前人的思想資源，這些資源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馬克思、韋伯、邊沁、桑巴特、帕森斯等人的社會理論。貝爾對上述理論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綜合，概括提煉出不同於上述思想家的獨特見解，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已經自我分化為社會經濟結構、政體政治和精神文化三大領域，並且每一領域都有其自己的軸心原則和結構，而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與此緊密相關。
一、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
馬克思的社會理論是貝爾分析資本主義文化危機的後工業社會背景時的一個理論參照點，其目的是要從文化與社會結構分裂的角度展開他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理論。
（一）“第二圖式”的出場
恩格斯曾經把馬克思畢生的理論成果歸納為兩個關鍵方麵，一方麵是發現了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另一方麵是建立在前者基礎之上的社會發展理論。而後者對後世的影響尤為可觀，它是揭示資本主義社會運行規律的開端。馬克思著眼於整體，試圖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以經濟和政治為切入點為資本主義社會繪製一幅真實圖式。貝爾對馬克思的介紹和評價也正是從馬克思關於社會結構的“圖式”開始的，不同的是，貝爾認為，馬克思的所說的圖式不是一種而是兩種。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第一卷中，對自己的社會發展理論作了明確表述，他認為主導社會變革的根本在於社會結構與體製的變革。認為新的社會結構，即生產的社會化組織，本身就已經孕育於舊的社會結構之中，它體現著新的生產的社會化性質同舊的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生產方式之間矛盾的激化。這是資本主義曆史積累的結果。當新社會的生產結構性質與舊社會的資本形式矛盾的激化到了不可調節的時候，新的社會結構就脫胎而生了。階級劃分的關節點在於資本的占有，據此社會可以分化為兩個階級，一個是資本家階級，另一個是工人階級，並最終形成向無產階級靠攏的一元社會結構。而第三階層都將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消失。馬克思認為這些結果將以鐵一般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最早發生工業革命的英國的命運預示著所有其他國家的命運，這種發展的觀點，即為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第一圖式”。
眾所周知，現實沒有按照“第一圖式”的必然性路徑發展，盡管馬克思的理論作為一種社會呼籲具有特殊的力量，無產階級運動最終是在落後國家而不是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最為成功。更重要的是，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的運轉方式在其發展過程中漸漸地與《資本論》第1卷的概述中所設想的情況大不一樣。到馬克思開始寫作《資本論》第3卷的時候，社會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大規模投資銀行體係的發展和股份公司開始興起，這種新的經濟形式使社會群體的結構也出現了新的趨勢。社會中出現了大規模的經理、技術雇員、白領工人等“新”的中產階級。馬克思以格外敏銳的目光觀察了這一現象，他注意到了“信用製度和銀行製度把社會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積極發揮作用的資本交給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支配”。在貝爾看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中所出現的這些新因素的考察與馬克思的“第一圖式”有著根本不同，他將這種被人們忽略的馬克思的新視域稱為“馬克思的第二圖式”（以下簡稱“第二圖式”）。
（二）“第二圖式”對貝爾的理論意義
相對於“第一圖式”，貝爾更看重“第二圖式”，甚至認為馬克思應該拋棄“第一種圖式”，或者應該以“第二種圖式”修正“第一種圖式”，他非常遺憾馬克思沒有那樣做，而事實上正是“第二個圖式”預示了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激化的後工業社會時空。
在貝爾看來，馬克思的兩種圖式之間存在著矛盾，雖然馬克思看到了社會結構的變化，但他仍認為銀行製度、信用製度不能成為穩定資本主義製度的根源，相反，在它聚集資金的同時也成了引起危機和欺詐行為的一種最有效的工具。而管理職能是由作為社會勞動的勞動形式引起的，擺脫不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對立和資本主義的性質；至於白領工人也會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發生分化，絕大部分的白領工人會無產階級化。貝爾說：“所以，這些新的結構傾向打了折扣，因為馬克思始終自信地認為第一種圖式是有決定性作用的。”但是，正由於馬克思過分的強調了“第一圖式”的決定作用，從而在客觀上降低了“第二圖式”的重要性。
“第二圖式”表明，社會結構不再僅僅是由生產方式簡單地全盤決定，也不能理解為是單純的持有不同生產方式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二元對立，貝爾對此進行了明確的描述：“後馬克思主義時期中經理與業主的分離，企業的官僚科層化，職業結構的複雜化，這一切都使得一度明確的財產統治和社會關係的情況模糊了。”貝爾認為，新社會結構的特征應該是後資本主義與後社會主義共有的特征，根據這些特征所提出的合理性要求也必定會促使更多的技術型、專業型人才出現，並生成不同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新階層——新中產階級。貝爾看來，“新中產階級”就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預期產物，它打破了馬克思所說的階級二元對立體係，階級也不會如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簡單化，日趨一元的發展模式。
貝爾強調，曆史已用事實來證明了“第一圖式”的預言被打破，相反，它正朝第二圖式的方向前行。貝爾非常強調第二圖式的範式意義。他不僅強調馬克思思想所潛蘊性指涉的當代社會存在以表征其實踐意義，而且還從認識論上強調這一潛蘊性思想的理論意義。他說：“如果人們讀到20世紀上半葉所闡述的資本主義未來的社會學理論，他們就會看到：事實上，幾乎所有都是同馬克思的第二圖式的對話。”本文第五章的研究表明，這個判斷是富有深意的。
貝爾通過對馬克思的“第二圖式”的強調，試圖表明若按照馬克思的決定論思想方式看待社會發展，實際上是強調了生產方式決定並包羅了社會的所有其他方麵，而忽視了任何社會都是混合了各種不同的經濟、技術、政治和文化體係的複合體，這就要求人們根據人們心中的問題，從不同的有利點加以分析。這就為貝爾提出他的三個領域對立，及每一領域都有其自身的中軸原則來支配其運轉的學說提供了理論支撐。也就為他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的提出準備了理論出發點。
二、韋伯新教倫理思想
馬克斯·韋伯，是西方社會學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至今仍擁有廣泛的影響力，其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5）成為研究西方社會學不可繞過的經典。與馬克思以經濟和政治為突破口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方法不同，韋伯選擇了從宗教和文化心理入手，提出了宗教衝動力理論，他以加爾文教義對18世紀美洲大陸資本主義興起所發揮的重要影響為依據，闡述了文化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成為社會經濟形態變革的推動力。貝爾將韋伯開辟的以文化特別是以宗教文化為基礎的尋找社會發展動力的新視角，歸納為“宗教衝動力”思想，並以此作為其思想的一個重要理論來源，在此基礎上，貝爾比較和分析了馬克思與韋伯的思想結論，並在二人的思想交彙處，找尋到了其理論的曆史根源。
（一）宗教衝動力的出場
在韋伯那裏，精神和文化因素對社會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他以加爾文教和清教倫理為例，因為宗教是精神力量和文化力量融合的最好典範。他認為，清教徒們理性的勞動創造習慣和合理的追求財富的行為造就了西方文明的興起。而這種倫理品德則源於文化的力量。人並不是天生勤奮的動物，人努力的工作除了保障自己個體的存在之外還有更深遠的精神追求。如加爾文教認為人的命運由上帝主宰，人類若想回歸天堂唯一的辦法就是成為上帝的選民，而如何才能成為上帝的選民隻有上帝自己才知道。教徒們時刻陷入一種被上帝拋棄的焦慮之中，為了緩解這種焦慮，他們必須通過自身的行為來告訴自己是有可能被上帝選中的，而這個方式就是依照教義辛勤的工作。加爾文教的信徒認為，“塵世是為著榮耀上帝，而且僅僅是為這一個目的而存在的。被挑選的基督徒在現世的唯一使命就是盡其所能遵從上帝的戒律，以便增加上帝的榮耀。但是上帝要求基督徒在社會方麵有所成就，因為他希望社會生活要按照他的戒律，與上述目的相一致地組織起來。在塵世中，基督徒的社會活動完全隻是為了榮耀上帝。因此，為日常生活服務的職業也就具有了這種特征”。正是如此，加爾文教給人們提供了創造精神的動力。但是創造不等於積累，為了讓人們持有且積累這些資本，加爾文教的教義中還加入了禁欲主義的內容。韋伯分析說，禁欲主義根本上解決了資本積累的問題，因為受到它影響的清教徒們是不會允許自己做任何可能導致揮霍金錢的事情的，因為上帝不會選擇這樣的人成為自己的選民。
所以清教徒們受到了雙重的約束，一方麵他們在宗教熱情的鼓舞下奮力工作，另一方麵他們又在禁欲主義的宗教教義的約束下累積資本，他們把獲得資本當做是對神的敬意，獲取資本不再是滿足個人生存需要的手段，而具備了超越經濟利益的高尚目的。“這個世俗新教禁欲主義強烈反對財產的自發享受；它限製消費，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費。另一方麵，它具有使自由獲取行動擺脫傳統主義倫理桎梏的心理效果。它打破了對所謂獲取衝動的束縛，不僅使其合法化，而且將其視為上帝的直接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