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清教徒恪守教義的行為分析，韋伯總結出了西方社會發展的最核心動力，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精神來源於新教倫理，他不但決定了生存與資本主義社會之中的人類而生活狀態，同時也決定了西方的資本主義製度，從而為資本主義發展找到了文化動力。韋伯的一係列觀點為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研究開辟了新的視角，是文化力量在他那裏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必須伴隨著人類精神進步，同時也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他認為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 “發展了一種非常不同的、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出現的資本主義形式：自由勞動的合理的資本主義組織”。但是即便韋伯提出了要重視科技重視組織的力量，但他的理論的中心點依然沒有變化，正如他自己所說“盡管經濟合理主義的發展，部分地依賴合理的技術和法律，但它同時也取決於人類適應某些實際合理行為的能力和氣質……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倫理上的責任概念，過去始終是影響行為的最重要的構成因素”。
盡管韋伯看到了宗教禁欲主義在早期資本主義的形成中起到了限製人們過度消費的作用，但他還是借用約翰·威斯利的一段話來表明他的擔憂，“我擔心，凡是在財富增加的地方，宗教的精髓便以相同的比例減少。因此，我們認為，就事物的本質而言，任何真正的宗教複興都不能長久持續，因為宗教必然同時產生勤奮與節儉，而這兩者隻能產生財富。不過隨著財富的增加，驕傲、憤怒以及各種世俗之愛也將增加……於是縱然宗教的形式猶在，但其精神正在迅速消逝。”韋伯發現，新教的禁欲職業倫理觀在轉變為資本主義精神以後，新教徒的盡職盡責的宗教倫理變成了純粹的獲取物質利益和享受生活的手段了。就這樣，自16世紀起宗教改革奉行的崇高理想也隨之蕩然無存，因為宗教改革家們原本希望把修道院的禁欲生活擴展到人們的世俗生活中去，以控製人們日漸高漲的物質欲望，但是他們的改革最終卻使人們陷入物欲的泥潭而無法自拔。
（二）宗教衝動力觀點對貝爾的理論意義
通過對韋伯經典的研究，貝爾更加明確地意識到，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首先是資本主義文化精神的危機，這種危機絕非一蹴而就，它早已經孕育在資本主義體係中並長期潛伏。正如韋伯在其書的末尾大膽預言的那樣，資本主義文化發展最終必將導致這樣的現象：“那些偉大的宗教運動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首先在於它們的禁欲教育作用，而這些活動的經濟作用一般隻有在純粹宗教熱情的高峰過去之後才充分顯現出來。接著，尋找天國的熱忱開始逐漸被審慎的經濟追求所取代；宗教的根係慢慢枯萎，最終為功利主義的世俗精神所取代。”。
不難看出，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重要動力，然而，“禁欲苦行主義” 絕不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全部動力，隻可能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一個動力。而我們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斷是因為，從精神層麵看西方社會宗教精神在主張節製和限度的同時，理性精神卻開始高舉人的主體性中隻作為一種唯“新”主義，它總在不斷地實現自我超越；從實踐層麵看，在知識精英主張並實踐禁欲的同時，廣大的資產階級卻在無限地放縱其欲望，無所不用其極，禁欲與縱欲總是相伴相生。貝爾基本上也持這樣的觀點，因此，他不滿足於宗教衝動力的單純邏輯，尋求更多的思想資源，這樣，邊沁的功利原則和桑巴特的消費文化理論自然進入了貝爾的視野，成為其理論淵源。
三、邊沁的功利原則
作為18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上半葉的英國經驗主義者，傑拉米·邊沁以其凡俗的幸福觀及這種幸福觀所決定的功利原則聞名於世。如果與韋伯同時代，邊沁顯然無法接受韋伯對資本主義精神的理解。
（一）功利原則的出場
邊沁認為，禁欲主義是宗派分子強加給他人的“苦難”，違背了人類“自然”的享樂天性，即本能地追求快樂，躲避痛苦。多數情況下，禁欲主義的初衷是良好的，它意圖追求一種高尚的生活，但最終卻無法擺脫對個人的束縛。也就是說，想要保有人類的天性，隻有拋棄共同的目標意誌，利用享樂功利原則來達到這一目的。
邊沁這裏所說的功利原則是指，當我們對任何一種行為予以讚成或反對時，我們根據的是該行為增多還是減少當事者的幸福。“功利原理是指這樣的原理：它按照看來勢必增大或減小利益有關者之幸福的傾向，亦即促進或妨礙此種幸福的傾向，來讚成或非難任何一項行動”隻有它們倆指示著人們應該做什麼，並決定著人們要做什麼。依邊沁之見，這兩位主人既執掌著道德上的對與錯的標準，又操縱著人類行動的因果鏈。他們統管人們所是、所思、所行、所願，因此，人類注定是“尋求快樂、躲避痛苦的動物”，人類的終極目標便是過盡可能多快樂和盡可能少痛苦的生活。一言以蔽之，人類的終極目標便是“凡人的幸福”。
“凡人的幸福”完全是此世的，基本上是感性的，至少被絕大多數人主要體驗為感性的，也是具體的，可被個體自我一件一件地消受的。如果這就是人生的終極目標，就是人生意義的全部，那麼中世紀意義上的德性便是實現這種終極人生目標的障礙。於是功利主義的價值倫理學不再強調德性，不再強調人要擁有表現於一貫行為之中的好品質，不再要求做什麼事時都應懷有善良動機，從而不再對追問和回答“什麼人是好人”這一問題感興趣。功利主義不僅取消了上帝和天國一類的超驗目標，而且使人與人之間的道德製約大大地趨於寬鬆。
（二）功利原則對貝爾的理論意義
相對於韋伯而言，邊沁的功利原則間接地從哲學層麵上更早地論證了資本主義的動力，這種以經驗為基礎的樸素論證無疑具有一定的解釋力，這使貝爾看到了邊沁與韋伯共享的理論預設——資本主義在娘胎裏就存在著縱欲和禁欲的鬥爭。在19世紀，資本主義精神的體現者既有利物浦和漢堡的那些風度翩翩的紳士，也有曼徹斯特和西法利亞的那些多在非常普通的環境中靠個人奮鬥而發財致富的暴發戶，還有馬克思所描述的靠殺戮和掠奪起家的強盜。相對來說，無論哪一種資本主義創業者，基本都是通過艱苦拚搏而實現財富或資本的積累。在這個曆史時期，享樂主義不是絲毫沒有，而是潛伏著，被壓抑著，這種潛伏和壓抑在社會世俗化的深入發展以及資本主義物質財富的增長過程中必然隨著宗教力量感召力的減弱而爆發出來，從而使享樂主義日益成為影響廣泛的生活信念。這些思想啟發了貝爾，他指出：“在社會曆史中，特別是在西方社會曆史中，一直存在著放鬆和製約的辯證關係。在偉大的傳統宗教中，我們發現了對魔鬼和對不受限製的人之本性的懼怕。”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要求擺脫清教的約束，摒棄新教倫理，因此，破壞新教倫理的並不是別人，正是資產階級，造成資本主義矛盾的不是共產主義或別的主義，而是資本主義自身。
從福柯的觀點看，哲學本身不僅是對人存在的理論反思，也是一種話語權力，它容易成為對人自身實施的操縱和宰製。在貝爾看來，邊沁的功利哲學就具有這樣的功能。一方麵，邊沁哲學表明，新教倫理並不構成資本主義的本真精神，貝爾指出，“自從新教倫理跟資本主義社會分離後，剩下的就隻有享樂主義了，資本主義體係因此失去了它的超驗倫理”徹底世俗化了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再假“上帝”之名，去為無孔不入贏利活動作“恪盡天職”之類的辯護，“如今在文化上（如果不是道德的話）證明資本主義正當的是享樂主義，即以快樂為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的轉變勢必折斷新教倫理，由此引發的不隻是信任危機、而且是信心危機和信仰危機，“在毀壞新教倫理的動力中，最大一個引擎是分期付款製度或即時信用的發明”。當前美國挑起的資本主義金融危機不正是這一判斷的鮮活注腳嗎？
四、桑巴特消費文化理論
德國一直有理性思維的傳統，因此與英國的邊沁經驗主義不同，桑巴特從文化視野來探討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精神。與韋伯也不同，桑巴特試圖通過轉換視角，從消費文化角度來探討資本主義的發展動力問題。
（一）消費文化理論的出場
桑巴特在他的代表作《奢侈與資本主義》中以“奢侈”這一爆發自13世紀左右歐洲各大陸之間的現實為著眼點，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世俗化文化上。新興的資產階級在苦行僧式的世俗勞作之後，開始追求一種不切實際的貴族式生活，這種生活不隻是提高生活質量，更為重要的是，這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獲得政治地位及上層社會認同的必然選擇，就這樣，經濟的基礎、權力的追求、社會的影響以及更深層的階級認同使這種世俗化的消費文化以強大的勢力席卷當時的整個歐洲。
在這種形勢下，邊沁所推崇的享樂主義獲得了極大的社會影響，因其具有為資產階級追求各種世俗消費文化活動提供合法性證明的作用而為當時的人們所接納和廣泛采用，歐洲的暴發戶們在各個方麵都進行著炫耀性的開支，以城市為基礎，就連最隱秘的性愛觀也淪為如同服飾、食品等方麵一樣的單純追求一種肉欲的享受。在此，奢侈被視為一個社會變遷和製度構形的動力性因素。奢侈推動了當時各種類似花邊、絲綢、瓷器、玻璃器皿的製造和奢侈品的商貿行業。奢侈帶動著一種特殊的大規模的產業生產，也就是說，奢侈已然成為一個有意義的社會行動係統。奢侈之風引發了政治—經濟形態的轉變，資本主義手工業市場、商業活動乃至分化的政治結構的形成和擴展，都與這種奢侈之風密不可分，在桑巴特看來，這種奢侈消費具有一種革命性的力量，正是它帶來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商品方式和組織形態的形成。
1902年，桑巴特的《現代資本主義》將《奢侈與資本主義》中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思考又向前推進一步，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產生是多種因素及若幹發展階段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中世紀土地所有者與商人的資本收益的積累，並首次論述了獲利欲的覺醒以及經濟理性主義的發展。在當時的歐洲人看來，金錢可能而且應當通過經濟活動來實現自我增殖，世俗化和城市化進程強有力地支持了這種觀念，在把這種觀念付諸實施中，那些體力勞動者挖礦、淘金。那些知識分子則以一種精明的理性化方式去算計和認識生意。在此基礎上，桑巴特提出，作為一種特有的社會精神，資本主義精神不同於其他社會心態，它有一套自己的係統的世界觀和心理模式。這種資本主義精神有兩個構成部分，一個是“企業的精神”，另一個是“市民的精神”。“企業的精神”主要表現為“對金塊的貪婪”和“對貨幣的熱心”之類的行為，這是一種貪欲，通過冒險和探險之類行動而形成“征服精神”，表現為勇敢甚至是侵略。但是，單憑“企業精神”並不能產生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實行的是一種貨幣和交換原則，而這種原則隻有在“市民精神”那裏才能得到精確的計算。來自於中世紀和近代初期西歐城市的市民之中的“市民精神”具備的特點有經濟的合理性、個人的節儉，計值意識，精於計算。當一個社會同時具有“企業精神”的征服進取意識和“市民精神”的理性價值觀念時，一種新的精神就產生了，這種新的精神就是“資本主義精神”。資本主義精神能夠創造出資本主義經濟。就這樣，桑巴特提出“企業精神”的征服進取意識和“市民精神”資本主義精神的核心：一種追逐財富、積聚資本、不斷挺進新邊疆的騷動激情和進取意誌，企業家是其人格代表，這種角色從傳統的歸屬紐帶中解脫，便迅速沉醉於貨物的自由交換和金錢的貪婪攫取之中，並將其當成了自己終生的和最高的生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