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分析了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的社會背景和理論淵源，以此回答何以我們認為貝爾提出的不僅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問題，而且是人類共性的問題，以及何以貝爾能夠另辟蹊徑，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作出結構性批判。
第一節分析了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的社會背景，不難看出，在問題的切入點上貝爾是從後工業社會的角度來提出他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的，在他那裏，後工業社會的“後”不隻是一個時間上的概念，而且有其豐富的內涵，後工業社會是更加強調知識對人類社會生存重要性的社會空間，是人類麵臨世界風險的社會空間，是蘊含解決人類文化危機的資源的社會空間，因此，後工業社會也是人類性的生存空間和生存困境，其中的文化矛盾問題也是人類性的文化矛盾問題。後現代文化自視是對解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解決，然而，其反抗性、解構性、多元性和相對性隻是診斷出現代文明的病症，卻為人類的前途開錯了藥方，因此它沒能醫治而是加劇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疾病，令人越發不安，倍感焦慮。
第二節分析了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理論淵源，貝爾通過對馬克思的“第二圖式”的強調，提出社會結構中並不是簡單的決定論，而是混合了各種不同的經濟、技術、政治和文化體係的複合體。通過對韋伯經典的研究，貝爾更加明確地意識到，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早已經孕育在資本主義體內並長期潛伏。邊沁的功利原則間接地從哲學層麵對資本主義動力的論述，使貝爾看到了邊沁與韋伯共享的理論預設——資本主義在娘胎裏就存在著縱欲和禁欲的鬥爭。相對於邊沁而言，桑巴特的消費文化理論更加深入細致地分析了世俗消費在資本主義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功能。貝爾通過對帕森斯、杜爾凱姆等人的社會文化觀的研究，批判了他們的社會整體論的觀點，但挖掘出了他們理論中所蘊含的文化價值論和文化多樣性的觀點。
由此，貝爾強調了文化與社會結構的斷裂，在視角上貝爾從韋伯的新教倫理和桑巴特的消費文化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內在關係來展開論述，在觀點上貝爾從現代主義文化發展的非理性的角度展開對現代性的批判，在解決方案上貝爾提出了信仰的複歸與重建，走入一種實驗的、經驗的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