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中得到了係統的闡釋。但是，該思想的形成並非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曆了一個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現代性是貝爾分析的邏輯線索，矛盾與衝突是貝爾對資本主義文化一直堅持的一種判斷，中軸原理/中軸結構則是貝爾始終運用的研究方法。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提到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具有一種廣泛的含義，也包括資產階級社會矛盾。
一、現代性：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內在邏輯
現代性是一個內蘊豐富的概念，它通過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興起使自身成為西方社會和文化發展過程中最為重要的價值理念。在貝爾看來，現代性構成了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內在線索，現代性內在的矛盾本性促使資本主義文化的分裂和矛盾的產生。
（一）現代性及其矛盾本性
現代性的主題化首先在藝術審美領域，因此人們通常稱其為審美現代性。“現代性”一詞在17、18世紀就已經出現，直到1863年法國美學理論家波德萊爾在其文章中使用“現代性”後，該詞才在文化中有了廣泛的應用。波德萊爾的現代性概念具有創造性和重要性。他把那種短暫的、流變的、偶然事件、瞬間化視為現代性的精神氣質，而且作為現代藝術家典型的生活態度。美國學者卡林內斯庫把這種作為完全瞬間化的生活製度的現代性稱為審美的現代性。“這種現代性模式對整個的社會製度理想不感興趣，因為它假定一切都是偶然的刹那的，而一個長久的打算就像唐·吉訶德式的迷狂一樣不合時宜”。
與審美的現代性相對立衝突的是社會的現代性，它體現為對個體自由的頌揚和對理性的崇拜。這種現代性開始於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時期。西方哲學在經曆了古希臘古羅馬哲學的興盛時期後，不幸地走進了長達十個世紀的黑暗的中世紀（5—15世紀）。中世紀時期哲學，無論是基督教哲學還是經院哲學，都是用哲學性質的思想為上帝的存在進行論證，為神學服務的，強調理性服從信仰，人因有上帝而存在。由於中世紀神學對思想的禁錮，對其他文化的壓製，最終導致中世紀末期出現了具有較普遍意義的矛盾，即“世俗文明在宗教文明旁邊自覺地壯大起來了”。這股自覺壯大的世俗文明就是習卷了當時整個歐洲的文藝複興運動。文藝複興運動在“近代生活開始時，處處顯示出此種特點的強大生命力的發展。中世紀精神所集中的堅強統一性在時間發展的過程中被打破了，原始生命力掙斷了曆史強加在各民族心靈上的共同的傳統枷鎖。就這樣，新時代就以民族生活的覺醒宣告了自己的開始，精神領域的帝國時代也告終了；財富分散，生氣蓬勃和豐富多彩代替了中世紀所形成的集中和統一。羅馬和巴黎不再是西方文明統治中心拉丁語也不再是文明世界的唯一語言了”。由此，哲學喪失了它的集體性質，哲學最優秀成果成為個人的獨立的功績。
社會現代性的生成，導致對它反思的哲學現代性的共生。文藝複興時期，但丁、薄加丘、愛拉斯謨、哥白尼、伽利略等偉大人物已經在他們的極富哲理的作品中弘揚主體性，而真正以哲學的語言表達個性解放確立主體性的，非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莫屬。笛卡爾的主要功績在於實現了近代哲學思維範式的轉變，即從本體論向認識論的轉換，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他提出了理性準則即把一切“放在理性的尺度上較正”。實現理性權威的最根本的方法是普遍懷疑，而普遍懷疑的前提是懷疑的主體“我”存在。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這個命題顯然帶有明顯的主觀唯心主義色彩，它提出並強調了懷疑的主體——“我”，把“我”作為一切知識的出發點，個體獨立的主體性原則在此確立起來。由於笛卡爾的突出功績，哈貝馬斯認為笛卡爾是近代主體性話語始作俑者。繼笛卡爾之後的斯賓諾莎，萊布尼茨等都以自己的哲學弘揚了主體和自由的時代精神。
啟蒙運動是歐洲曆史上的又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其運動核心是對主體內在本性的反省，是從經驗的觀點來考慮人類的精神生活，對社會生活問題給予了熱情的關注，在啟蒙運動中，“被17世紀的外力所壓抑的文藝複興時期的個人主義又突然以更加豐富的內在活動從拘泥虛禮，道貌岸然的形式生活中冒出來了；枷鎖必須粉碎，形式主義必須揚棄，人的純潔的自然生活應該發揚了”，每一個人都成為“自我享受的單子”。
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在西方曆史中對解放人類思想有著不可磨滅的曆史功績，正是在這兩次運動中，一個理性的時代誕生了。韋伯說，人類曆史是一個不斷理性化，祛魅的過程，現代性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理性化。所以，理性作為現代性主流的意識形態之一，通過一係列的製度安排建構起了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由此，理性權威的確立，個體意識的增強，展現了現代性的本質精神。
另外，資本主義的興起無疑是現代社會形成的又一個關鍵要素，資本主義作為一種製度具有無可置疑的道德性。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也不得不承認，資本主義“在它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
總體而言，現代性是一種對現代意識的覺悟，體現著一種時代意識，所以它自身就意味著對先前所有曆史原狀的打破，和對當下現實的價值追求和規範作用。一方麵現代性成為現代意識取得活動權力的特征，標明現代意識的某種勝利，但另一方麵，現代性在規範現實的過程中又逐漸構造起了人類精神世界與生活世界的樊籠。也就是說，現代性包含的進步觀念不總是具有積極的一麵，它還有消極的一麵。對此，加拿大學者查爾斯·泰勒提出了現代性在當代存在的三個隱憂。
現代性的第一個隱憂是個人主義導致的意義的喪失和道德的褪色。個人主義是人類通過對原有宇宙秩序進行懷疑而獲得自由的現代產物，是現代性賦予西方社會最重要的價值原則之一。但是，泰勒指出，個人在超脫宇宙秩序的過程中卻導致了自己的目標感的喪失。其表現是，個人主義在現代極端化為自我中心，使人們的生活變得平庸、狹隘，生活缺乏了意義，失去了廣闊的視野，缺少了對他人和社會的關心。現代性的第二個隱憂是工具主義理性以手段取代目的而導致的目的的晦暗。在人類對世界進行去幻、祛魅的過程中，工具主義理性成功地從自然界、上帝的手中奪走了對世界的控製權，並使自己的控製範圍逐漸擴大，直至滲透到了人們的生活和精神之中。其結果是進一步強化了生活的平庸化和狹隘化，並致使精神、文化喪失了共鳴性、深刻性和豐富性。個人主義和工具主義理性共同作用產生的第三個隱憂就是政治上的“溫和”專製導致自由的喪失。一方麵，個人主義對自我的封閉使個人局限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而無暇顧及自身之外的政治，其結果是疏離了公共領域，失去了對政治的控製；另一方麵，工具主義理性按照技術原則塑造了一個高度科層化的政治世界，對這種科層化的政治以非恐怖、非壓迫、非暴力的“溫和的”專製形式剝奪了公民所享有的政治自由。政治自由的喪失意味著“留下的選擇不再是我們作為公民所做出的，而是由不負責任的監護權力做出的”。泰勒提出的三個隱憂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現代性在當代發展所遭遇的困境。除泰勒之外，還有許多西方學者批判了現代性的所具有的奴役性。麵對種種批判和責難，我們是否可以下結論說現代性已經走向了衰落呢？關於此問題的爭執仍然在繼續，觀點莫衷一是。
關於現代性的發展前途問題，我們把它懸置起來，但是，從關於現代性的諸種爭執中，我們卻可以看出現代性在自身之中蘊含著矛盾因素，現代性就是在矛盾的張力與衝突中展開自身的。
在黑格爾和馬克思那裏，矛盾不是一個簡單的非此即彼的二元選擇，而是被視為人類精神和曆史在其辯證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必要衝突。從這樣的矛盾觀來審視現代性，則現代性必然使自己處於矛盾狀態中。其一，現代性在打破先前曆史的同時使自身具有了分裂的特征。在發生的那刻起現代性就以一種巨大的破壞力量打破了前現代社會的封閉性和穩定性，以理性對世界進行重新規劃。但是，當現代性對社會進行理性規劃時，社會與文化之間的緊張關係顯露出來，現代性分裂為社會現代性與美學現代性之間的衝突，“一個是理性主義的，另一個若非公然非理性主義，也是強烈批評理性的；一個是富有信心和樂觀主義，另一個是深刻懷疑並致力於對信心和樂觀主義進行非神秘化；一個是世界主義的，一個是排他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我們從對現代性熱情讚揚到對現代性激烈批判再到對現代性產生矛盾情感的這一過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現代性的矛盾因素衝破自身張力走向衝突到再重新建立張力的過程。現代性就是在矛盾中實現著“不統一的統一”。
（二）貝爾的現代性原則與資本主義文化矛盾
現代性作為西方現代社會發展中最重要的價值理念深刻地影響著資本主義文化的發展，不論這種文化是作為一種生存方式的廣義的文化，還是作為與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等並行的狹義的文化。貝爾在研究資本主義文化的過程中就把資本主義文化的發展與現代性聯係起來，認為現代性是資本主義文化從統一到分裂的內在線索，是導致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產生的極其重要的根源。
在對現代性的理解上，貝爾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現代性是個人主義，是個人重新塑造自己，必要的話為了能夠自我設計和自由選擇而重新塑造社會的努力”。由此而發，貝爾概括了現代社會學關於現代性的一係列重要命題，這些命題總起來意味著一種意識上的不同尋常的變化，一種關於社會秩序和自由的新觀念。
在我們看來，現代性所蘊含的完全理性的人、純粹主體的人和政治妥協的人三者之間存在與生俱來的衝突，顯現了人的文化衝突。哲學現代性主張的人是完全理性的人，審美現代性主張的人是純粹主體的人，而社會現代性主張的人則是博弈過程中相互妥協的人。那麼人到底是什麼？如果是完全理性的，那麼，他將如同無法擺脫自然秩序那樣陷入理性的鐵律，如果它是原初主體，那麼它無須放棄和妥協。現代人發現其自身既不是完全理性的，也不是自主主體，而是妥協的，人的分裂與衝突打破了理性完美設計的迷夢，解構了無所不能的主體性，這不僅使完整的人自身分裂為參與鬥爭的人、理性至上的人和作為自主主體的人，而且使博弈中的主體也陷入自我矛盾之中。
第一，個人處於政治生活的矛盾之中。“社會不是一個被目的規定的自然秩序，而是一個社會契約”。在資本主義社會，現代性承諾，個人是最基本的單位，個人的自然的、不可剝奪的權利是政治秩序的基礎。這是政治生活領域現代性的重要標誌。然而，分裂了的現代個人時刻麵對一係列政治哲學新問題：何種權利應該放棄？何種權利不應放棄？應如何在否定和肯定的意義上界定自由？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邊界是什麼？
第二，自我處於社會生活的矛盾之中。現代性的功績就是對自我的發現，然而，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生活中，自我也處於一種分裂之中。“現代性把社會生活視為一種從自然到文化的運動，其中人的自然被看做是在原初自然基礎上形成的‘第二自然’”。
第三，人類陷入宗教的雙重性之中。現代性的突出特點是為宗教祛魅。宗教被說成是蒙在人的自我理解上的麵紗，對於每一個啟蒙思想家來說，宗教是一種迷信，是人類童年的剩餘物，當人類成熟的時候它就會消失，因而人就可以清楚地而不是模糊地看世界。因此，宗教批判是社會批判的基礎，然而，人們無法否認，宗教對於防止人的無政府主義或盲目崇拜的衝動是必要的，當激進的社會批判致力於實現地上的天國的時候，當對宗教的批判和使宗教非神秘化成為意識形態出發點的時候，人類陷入宗教的雙重性之中。
第四，人的活動陷入領域分化分裂之中。“現代性強調各領域的獨立”。依古典的觀點看來，倫理學和政治學、法律和道德聯係在一起，然而，現代性的體現之一就是這些領域的分離。經濟不再服從於傳統或道德的規則，而是在自己的範圍內動作並服從它自己的規律的獨立活動。同樣，經濟學本身也成為獨立於社會製度的一套自足的概念係統。在文化中，審美與道德分離開來，實驗與探索的衝動無限膨脹，不再存在神聖的東西。在政治中，法律是獨立於道德的，以形式化的和程序化的方式存在，它規定了遊戲規則以便讓個人能自由協商。在各學科、各領域分離的情況下，不存在控製所有判斷的單一的準則。
第五，人格的確立與斷裂。“現代觀念承認人性的可變性”。現代觀念承認人性可變性的觀點打破了傳統的人性觀。古典的泛人性觀念是一整套關於永恒和宇宙的觀念，這種觀念在發展中被對可變性的信仰所取代，而這種可變性是由曆史或文化規定的。對馬克思來說，人不是被他的類存在所規定的，而是被曆史規定的，這種曆史是人通過技術獲取的力量而展開的。在獲得新力量時，人又發現了新的領域、新的需要和新的欲求，因而他就改變了自己。在人類學理論中，人主要不是由生物學而是被文化和環境所決定的，因而除了吃和再生產等基本方麵以外，人們不能從其他方麵對人的本質特征做出規定。但是，人類學卻往往將可變的實踐與人性混淆起來，如果人們接受了上述的曆史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那麼就存在一個我們如何理解過去以及不同文化中的人與我們的關係問題。在拒斥生物學和曆史時，一種現代人的新心理觀產生了——當人們問道“你是誰？”時，人們不再說“我是我父親的兒子”，而是回答說：“我是我”。這種自我指涉一方麵使人自我確認，另一方麵喪失文化認同，而與它的文化母體割裂開來。
現代性由技術理性（社會現代性）和人本精神（以自我意識、自由意誌為基本內涵，稱為文化現代性）構成。貝爾現代性的原則是用文化的現代性反抗社會現代性，導致三領域的對立：文化作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具有自己的軸心原則。它作為與政治、經濟相平行的一個領域，獨自發揮作用，而不再是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的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這與馬克思的劃分不同，而與韋伯不謀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