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貝爾一直在談論作為意識之巨變的現代性。這些變化都是圍繞一個主題展開的，即對天啟秩序或自然秩序的拒斥和作為意識之目的的個人（自我）的取代。在現時代下，自我成了道德宇宙的中心，成為所有決斷的獨裁者，它的道德權威無可置疑。唯一的問題是，什麼東西構成了自我的實現？究竟是無窮的快樂或財富的積累，還是與“公共”道德和“自然”法相對立對道德行為的私人決定？現代性原則通過要求每一領域——文化、經濟和政治——的獨立性而改變它們。簡而言之，貝爾論述現代性的幾個原則都是旨在說明現代性加強了社會各領域之間的分裂，但是與此同時，現代性又消解了能夠連接文化各個領域的宗教價值，以解放了的個人取而代之，然而個人的實現、個人的中心卻又是不確定的！維係現代社會的現代性價值體係自身具有矛盾本性，現代性消解了宗教的連接作用以及個人在現代社會中的不確定性，正是這些最終導致了資本主義文化發生曆史斷裂，呈現出矛盾、衝突的樣態。
二、矛盾與衝突：資本主義文化的基本樣態
以現代性的發展為邏輯線索，通過對現代性的技術理性在資本主義發展曆程的影響的考察，貝爾認為資本主義文化經曆了一個從統一到分裂的過程，失去了聚合力的資本主義文化在20世紀已然呈現出矛盾與衝突的樣態。如果不重新建構一個能夠紮根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新文化，那麼這種分裂似乎就具有一種長久性。
資本主義文化從統一走向矛盾與衝突的一個關鍵事件是經濟—技術結構建立造成的意識形態的終結——千禧年的希望、太平盛世的幻想、天啟錄的思想的終結和政治的終結。在貝爾看來，經濟—技術是現代性發展中對人類影響至深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確證了人對自然界的勝利，但是與此同時，經濟—技術通過對規模、時間和科層這三個方麵的強調，卻又把人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使人處於自動化的世界中，把人分解為一係列孤立的個體角色，從而摧毀了人自身的自我統一性。更重要的是，經濟—技術的強化促使自19世紀啟蒙以來的意識形態終結。貝爾把意識形態理解為一種世俗的宗教，是一個包羅萬象的、關於現實的豐富的體係，充滿著一係列激情的信念，並試圖全麵改造人的生活方式。自19世紀啟蒙以來，意識形態一方麵為人們設定了奮鬥的目標，另一方麵又為為之奮鬥的人們提供一係列的道德和信仰，並以一種固執的預見性解釋反對所有的改正意見。在貝爾看來，當意識形態反對所有意見的時候，它自己也就變成了一種強製性的力量，為不道德的手段作辯護。在20世紀的前五十年裏，意識形態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強大力量，把法西斯主義、種族帝國主義、破壞性戰爭、集中營、死亡秘密審判、大屠殺……推向了那些以其為行動指南的人們的眼前。曆史的史實表明，源於普羅米修斯啟示的意識形態並沒有真正實現人類的解放，沒有滿足人類對自由的渴望，沒有帶領人類一步跨進千禧王國。所以，意識形態失敗了，它不得不走向終結。貝爾進一步指出，意識形態走向終結的更深層表現的是作為“立法者”的知識分子的終結。曾經作為世界意義的賦予者和創造者的知識分子就像尼采的上帝一樣死了，在其身後到來的將是一個多元的世界——多元的政治、混合的經濟體係、權力的分化、公眾社會，等等。經濟—技術在將意識形態推向終結的同時，通過把現代社會變成周期性運作的官僚機器也將以集體為特征的、同樣具有意識形態作用的政治推向了終結。
在某種意義上，貝爾是把意識形態與政治為同義語來使用的。貝爾所斷言的是19世紀以來的舊意識形態的終結，而非所有的意識形態都終結了。在貝爾的內心裏，期待著舊意識形態的終結，對新意識形態的形成充滿渴望。
當舊的意識形態在經濟—技術作用下走向終結以後，資本主義文化曾經具有的那種統一性消失了。在經濟—技術結構的強化過程中，資本主義文化呈現出矛盾和衝突的樣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其一是經濟—技術結構與政治的衝突，其二是經濟—技術結構與資本主義文化的衝突。
由於經濟—技術結構的統治日益加強，貝爾預言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結構性變革，即資本主義社會從工業社會轉型為後工業社會——一個以理論知識為中心的技術決策型社會。在後工業社會中，技術與知識成為社會基礎，經濟—技術結構正在逐漸成為政治決策的決定者，知識和技術的掌握者成為新的階級，經濟化方式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在貝爾看來，社會結構發生的變化必將涉及政治製度的管理問題即由誰來建立政治秩序的問題。該問題構成了後工業社會中的權力問題，即當充滿著千禧年醉狂的意識形態終結之後，誰將成為一種新的聚合力量、新的意識形態？在對統治權力的爭奪中，經濟—技術結構與政治的衝突就具體化為科技治國論與政治家的衝突、知識的目的與價值的衝突、科技知識分子與人文知識分子的衝突、專業人員與民眾的衝突、公眾社會與私人社會的衝突等方麵。在後工業社會中，這些衝突的緊張程度將會加深。
社會結構發生的變化還涉及文化問題，即經濟—技術結構與資本主義文化的衝突問題。首先，經濟—技術結構破壞了資本主義文化的統一性。貝爾指出，在20世紀中葉之前，資本主義社會在新教倫理的維係下，人們獻身於工作，保持節儉與節製，通過侍奉上帝、憑借高尚可敬的思想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這時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統一的整體，處於單一的文化、性格結構和經濟等價值體係的維係之下。但是到20世紀的中葉，大規模的生產和消費破壞了新教道德，享樂主義生活方式受到了熱情的歡迎，對物質的占有和消費成為確證自我的方式。於是，統一的文化分裂為兩個領域裏的兩種文化：在生產和工作中，新教倫理的勤奮與自製、獻身與成功發揮作用，而在消費領域，享樂主義的及時行樂、揮霍浪費、尋歡作樂大行其道。這即是韋伯的宗教衝動力與桑巴特的經濟衝動力之間的衝突。兩種衝突力量都產生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於是，貝爾感慨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切都被資本主義自己所破壞了”。其次，後工業社會展現的是一個非常依賴認識能力和理論知識的新的生活方式，它的約束機製和製度化傾向必然地與具有“向我主義”的文化發生衝突。貝爾認為，在人類的文化中存在著反對遵從道德法規、反體製的特點。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文化的這個特點，我們就會發現文化對法規和體製的反對恰恰表現了人類對尋求自我和展現自我的渴望。自我在生物學意義上是有限的存在，但是自我卻要通過自命不朽與自身無限化來否認死亡的現實，反對迫近的命運，擺脫外在的壓迫和束縛。浪漫主義、唯美主義、對自我與社會對立關係的強調等都是自我的文化表現。然而在後工業社會的科層體製內，文化上的“不受約束”的自我被束縛在了工作和生產組織中的科層化製度中，個體、自我僅僅是一個零件，所有的差異性、豐富性、特殊性都被取消了。自我表現、自我發展、自我實現幾乎成為了一種虛妄。同時，由於文化對“向我主義”的強調，自我與社會和他人聯係逐漸疏遠，自我最後成為了一個極端的自我。可以說，自我與科層製度之間的衝突和自我對社會的梳理進一步加強了社會結構與文化之間的衝突。最後，現代主義造成文化的自相矛盾。在貝爾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當前麵臨的最大的文化困境是現代主義正在逐步取得文化領域中的霸權地位。宗教曾經是不同曆史時期文化統一的維係者和社會行為的核準者，而現在，現代主義成功地從宗教的手中接過文化的控製權和社會行為的核準權。可是，現代主義並沒有統一資本主義文化，而是打破了文化一統天下的局麵，使文化處於相互矛盾之中。麵對這種文化局麵，貝爾把現代主義視作瓦解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專門工具。關於現代主義的討論在本章的第三節中還會有進一步的討論，所以在此就不再贅述了。
總體來看，貝爾認為資本主義文化正處於矛盾、衝突的狀態中。矛盾和衝突產生的根源就在於這個社會的文化缺乏一個能紮根於此的道德信仰體係。這種缺乏構成了對社會生存最大的、也是最內在、最深刻的挑戰。貝爾研究資本主義文化的目的即在於為資本主義建構一個新的統一文化，解決資本主義文化的矛盾與衝突問題。
三、中軸原理/中軸結構：資本主義文化的分析方法
對每一種理論的研究都會有與其相適應的研究方法。貝爾在對資本主義文化的研究的過程中采用了他稱為中軸原理/中軸結構的研究方法。
貝爾指出，許多思想家的理論研究裏都含蓄地蘊含著對中軸原理或中軸結構的使用。例如，平等是托克維爾研究美國民主的中軸原理，合理化是馬克斯·韋伯研究西方世界從傳統向現代社會轉變的中軸原理，商品生產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的中軸原理，等等。也就是說，在每一個理論研究中總會有一個作為中心議題內核，這就是中軸。不過，貝爾認為，以往的理論家的中軸原理或中軸結構具有一種單一因果論的色彩，即他們把所有問題都最終歸結為中軸的唯一作用，並以此來解釋、分析其他問題。
與以往的理論家不同，貝爾拋棄了單一的因果決定論，認為在每一個問題域中都會有屬於自己的軸心問題，以此來展開其他問題，而每個問題域的中軸之間卻沒有必然的決定關係。於是，貝爾把中軸原理和中軸結構的方法界定為“力圖說明的不是因果關係，而是趨中性。在尋找社會如何結合在一起這個問題的答案時，它設法在概念性圖式的範圍內說明其他結構環繞在周圍的那種組織結構，或者是在一切邏輯中作為首要邏輯的動能理論”。這就是說，中軸原理或中軸結構的方法力圖打破單一的線性決定論，它既能夠使人們站在多個方麵的立足點來了解社會的變化，同時又能保證軸心發揮首要的邏輯作用。於是，通過中軸原理或中軸結構，人們可以對諸多問題做出不同的新的理性分析，對各種問題做出更多的理解和劃分。貝爾以美國和蘇聯為例指出，若以財產為中軸，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兩者之間存在矛盾關係，但是若從生產和技術的中軸角度來考慮，則美國和蘇聯又具有了一種一致性，兩者都是工業社會。所以，在分析問題、現象等時，人們完全可以避免一致性原則或衝突原則，而可以根據具體的情況圍繞著中軸原理或中軸結構進行區分。
我們先不說貝爾的中軸原理或中軸結構的政治意圖何在，但是這個方法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認識問題、分析問題的一個新的可能性。也正是借助於中軸原理或中軸結構，貝爾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做出了分析和解釋，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三領域分裂說。
第二節 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內涵與本性
什麼是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對這個問題貝爾並沒有給出非常明確的答案。不過，不難看出，貝爾所理解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既不是社會物質存在與社會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又不是作為意義表征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文化領域內的矛盾。在他的論述中，兩種矛盾時而是分開的，時而彼此糾纏。那麼，在貝爾看來，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指稱什麼？
一、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的內涵
“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這一概念是由資本主義的“文化”及其“矛盾”構成的，因此我們不妨分別分析。
首先，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中的“文化”包含不同層次的文化。所謂不同層次的文化是指在現代社會中我們所言說的文化具有兩個根本的層次，其一是作為人類穩定的生存方式的文化，這種文化與社會在很多時候等同，即我們所說的“大文化”；其二是作為社會中與經濟、政治等領域相區別並行的獨特領域，它作為社會的一個精神性的組成部分，即我們所說的“小文化”。“小文化”無疑是處於“大文化”的係統內部的子係統，“大文化”內各個子係統的結構和力量的變化勢必影響“小文化”係統的結構與功能，反之亦然。
其次，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的“矛盾”包含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一類是領域間矛盾，另一類是領域內矛盾。從這樣的觀點看，貝爾所揭示出來的“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就有兩個層次：總體層次和局部層次。總體層次指涉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文化領域三者之間的矛盾關係，這裏的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是指廣義的文化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一種文化存在的社會內部矛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導論中，貝爾明確提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首先“是這些領域間的不相調和造成了社會的各種矛盾”。局部層次指涉文化領域內部傳統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張力關係，這種文化矛盾是狹義的文化矛盾，現代主義文化與後現代主義文化本身都有非常複雜的結構，各種文化傾向混雜，多元多樣，“眾神癲狂”導致的文化分裂與碰撞是文化矛盾在小尺度上的內涵。因此，貝爾認為經濟、政治領域存在所謂“現代化”，而文化領域無所謂現代化問題。小尺度的文化矛盾與大尺度的文化矛盾並不是無涉的、靜止的兩個層麵，大尺度的文化矛盾不是一種高高在上的文化天空，小尺度的文化矛盾也不是與前者隔絕的文化大地，二者是雙重嵌套的網絡結構。大尺度的經濟原則、政治原則對文化領域的滲透引起的文化領域內部不同理念、風格、思潮之間的衝突，小尺度的文化分裂與碰撞向外擴散、放大，引起社會全方位變化，兩種尺度的矛盾互為基礎、互相轉化。
最後，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的解決必然與矛盾的發生相逆，需要先經“小文化”的重建到大文化的重構。從大尺度來說，與經濟、政治構成三角形的張力關係的文化在後工業時代已經超越了其原有地位和意義，已經成為對經濟和政治原則鉗製性力量，這種力量是一種係統力量，是文化領域內部各種衝突著的文化力量的總體性效應。在文化領域內部曾經推動資本主義社會發軔的原初動力已經在分裂中喪失，這種喪失弱化了文化係統對經濟係統和政治係統的製衡，資本主義社會全麵陷入矛盾之中。因此，資本主義社會對立和衝突的解決隻能以經濟、政治和文化三者之間的張力重建，而結構重建需要我們首先從“小文化”領域內部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