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貝爾的邏輯，文化的力量在目前還遠沒有發揮出來，其原因就在於“小文化”領域內部結構出現問題，這就需要從“大文化”走入“小文化”來深入探求“小文化”自身的重建問題，小文化自身的重建是否能夠為解決作為整個資本主義的矛盾問題呢？這個問題幾乎是20世紀西方人文研究的主流。馬克思的研究告訴人們，盡管“小文化”的調整與重建日益突顯其自身的重要性，但是，文化矛盾能夠也必須在社會的係統中解決。換句話說，單純的小文化結構調整是解決文化矛盾的必要條件，卻不是充分條件。因此，如何在走入“小文化”之後再走出它，從而通過對哲學社會科學界限的穿越而尋求解決文化矛盾出路顯然是貝爾所麵對的必然的邏輯。
二、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本性
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是近代以來，尤其是20世紀，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和社會實踐麵對的重要問題，而它之所以重要，就在於資本主義文化矛盾這一時代性問題是文化矛盾這一人類性問題在現代的集中表征。因此，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本性首先具有一般文化矛盾的本性。
（一）一般文化矛盾的本性
一般地說，文化矛盾的本性是人的生命與人的存在形式之間的矛盾。人之為人的表征就在於人的生命自由湧流，生生不息，而無比自由的生命總是要以固化的形式而現實化，其中必然出現分裂與衝突。當然，這種理解不是建立在抽象的說明和想象之上，而是以人自身的實踐為基礎的，正如丁立群教授在其獨創性地提出實踐的“大全”觀中指出的那樣，“相對於分裂的人類世界，實踐是一個‘大全’，實踐之為‘大全’意味著實踐在其本體論結構中，蘊含了分裂的人類世界的基本方麵”。
人是因勞動實踐而與動物本能區別開來的存在，人不像動物那樣能直接滿足他的需要，相對於動物而言，人的未特定性決定人類的生存借助而且隻能借助勞動實踐來實現。也就是說，勞動實踐是人成為人的中介。這裏，前麵的這個“人”是抽象的同一性，而後麵的“人”因有了實踐而具有具體的同一性，人因勞動實踐而成為人，具有了現實性。人又在進一步發展中豐富了實踐的內涵，將實踐由改變自然的實踐（勞動實踐）拓展向改變社會的實踐和改變人自身精神麵貌的實踐拓展。而在人的實踐中，語言的產生標誌人有了動物沒有的需要，那就是文化的需要，而隨著這種需要的滿足和擴大，在曆史中進一步凝結與延續，文化越來越深化與豐富，它不僅是人們的需要，而且成為涉及古往今來人類特有的所有精神的和物質的創造，相應地實踐的拓展，文化也由文化器物向文化製度和文化精神拓展。這樣，人、實踐和文化在曆史中緊密關聯起來，並且進入人們的研究視野。
按照西方傳統學術標準的二元論思維，學術界對人、實踐和文化往往也做二元劃界，而相應分為主體和客體、praxis和practice、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按照這種標準，文化矛盾的本性大體上就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矛盾，其背後則是practice與praxis之間的矛盾，再背後是人的主體性與客觀性的矛盾，即人的生命與人的存在形式之間的矛盾。
如前所述，關於文化、實踐和人的雙重性（或二元性），學界已經有充分的討論和共識。例如，文化的雙重性體現在弗洛姆所說的“進步與異化共生”；或者本雅明所說的“文明與野蠻並存”。實踐的二重性最明顯地體現於詞源上，實踐既是practice，又是praxis，前者一般指具有認識論意義的實踐，往往相對於人的理論而言，指人的行動，而後者則是指在存在論意義上的實踐，往往指人的創造性意義存在，實踐的內在性創造和發展了人的內在意義，體現了生命的自由，實踐的外在性，創造了對象化的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體現了生命的現實化。在本文看來，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把實踐表述為“人的感性活動，人的實踐活動，人的主體的方麵”，既蘊含著實踐的外在性方麵，又蘊含著實踐的內在性方麵，並且將二者統一起來。馬克思強調人的感性活動針對的是黑格爾的理論推演，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感性活動與思想無關，恰恰相當，感性活動總是荷載思想，經驗總是荷載理論。
相比較動植物而言，人不過是一根葦草，然而，人又是一根特殊的葦草——有思想的葦草，而恰恰是以思想為標誌人以文化的方式生存。文化作為人之為人的表征逐漸分化，人所處於其中的社會分化為經濟、政治和文化領域，每個領域開始發育並逐漸以自己的規則運轉。而這種運轉在顯現人的力量的同時也突顯出人作為現實社會存在的有限性。“每一種形式一經創造出來，便在各種不同程度上成為生命力量的磨難。”新的文化存在使人們所處的超穩定的、經驗的、麵對麵的文化環境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自身之間關係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變化，作為社會發展之源的“文化生命”與使這種“文化生命”現實化的“文化形式”之間由最終的同一而走向鬥爭，人的生命活動不斷地建構形式而又不斷擺脫形式的活動，人們的全部活動成為解決文化矛盾的注腳。
當我們把文化視為“大文化”，即人自身生存方式的時候，文化的總體性就包含著經濟、政治和精神表征三個維度。其中，精神表征最深層的意義在於它為人之為人提供形上規定性，推動人通過實踐的內在性來發展自身；經濟和政治是人自身現實化的中介，人的生命隻有在社會關係中才獲得它的現實性，馬克思所說的“人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就蘊含著這一意義，“一切社會關係”表征著人的曆史存在。它為人自身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離開政治與經濟，人就離開了文化的物質層麵，離開了實踐的外在性。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社會的文化矛盾就體現為政治、經濟和文化之間的衝突。然而，這三個領域之間的衝突，隻是文化衝突在現代的一般表現，還不是資本主義文化衝突的全部。
（二）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本性
簡單地說，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本性是資本主義文化的辯證法，這裏的“辯證法”是指馬爾庫塞和阿多諾“啟蒙辯證法”意義上的辯證法，它指資本主義文化各部分走向了自己的反麵，並走向了對立麵曾經處在的位置，從而造成整個資本主義機體的絕症。從根本上說，資本主義文化的辯證法是資本主義社會人自身的生命及其形式的異化及異位。具體說來，人自身的生命及其形式的異位，體現在實踐中，實踐的外在性與實踐的內在性互相交換了位置，實踐外在性取代了內在性的位置而將其貶到自己原來的位置，這就使資本主義安身立命的文化精神與社會存在互換了位置。馬克思曾詳細地探討過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勞動，這種勞動對人而言具有外在性、強製性和異己性，在這裏，構成人的本質的自由自覺的對象化活動和文化創造扭曲和蛻變為一種外在於人的被迫的和強製的活動，一種外在的異己力量。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不是一般的文化矛盾，而是文化矛盾的極端激化，它呈現為資本主義文化的精神分裂。資本主義文化的精神分裂，既包括表現為資本主義文化精神的分裂，也包括資本主義的拜新教和拜製教。
所謂資本主義文化精神的分裂，就是指促使資本主義自我生成和自我發展的思想精神發生分裂，使資本主義文化個性脫離人類文化精神的共性而發生的分裂，從而導致資本主義文化所具有的人之為人的精神喪失。資本主義自我生成時的文化精神，作為人類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具有人類文化精神的共性，資本主義文化精神具有人類文化精神所具有的一般的導向作用、激勵意義、解放力量、批判功能，它以理念的形式表現，是人的價值觀，一種原初理想、道德和信仰，是有關人發展的精神境界和理想目標。資本主義文化精神是特定的人類文化精神，它為商品經濟張目，為自由主義民主政治舉綱，為文藝創新提供合法性，它在破除封建統治、宗教神權專製，建立資產階級過程中具有革命意義。然而，資本主義自我發展時的文化精神則在文化係統內部力量調整中失去了其屬人的本性，文化精神的意義基礎、導向作用、價值標準、激勵意義、解放力量、批判功能變成了意義消弭、誤導、根基損毀、盲目刺激、放縱和反批判。
在貝爾看來，資本主義文化精神的分裂，集中體現在從現代主義向後現代主義蛻變中“敵對文化”向“反文化”的轉變。在貝爾那裏，敵對文化（adversary culture)是指在19世紀中期“先鋒派”文藝至20世紀60年代文化運動中所顯現出的文化性質和文化精神。敵對文化的敵對精神是使人擺脫以往文化強加給人們的思想和感覺習慣的精神，是給人提供批判那些製造人的曆史存在的文化權力的文化精神。貝爾的認識非常具體，在他看來，19世紀60年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大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經驗，由於物理科學、天文學、通訊技術和運輸方式的革命，人們對運動、速度、光速、聲速有了新認識，由此引發了人們時空觀的變化，對人們來說，經驗世界的一切可以都經科學證明，得到科學解釋，宗教關於來世、天堂或地獄的信念已經在經驗世界沒有容身之所，在心靈世界也就失落其承載生命未來的意義，從而導致自我意識的危機。這種文化精神的變化最直觀地體現在文學藝術作品中，人們以各種前衛的方式反對傳統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形成現代主義的傳奇，“現代主義的傳奇是自由創造精神跟資產階級的交戰”。然而，文化精神現實化的必然過程中就秩序化乃至製度化了。到20世紀60年代，敵對文化與過去相比，已經具有三個特別突出的變化。其一，規模上的變化。與過去相比，文化藝術的普及化和學術化已經使文化階層形成，他們因具有相同的文化意識而聚集在一起，已經開始以一個獨立的群體行使其社會功能。其二，勢力上的變化。盡管文化藝術階層的人員總體隻占整個社會的少數，但是，他們卻占領了整個文化思想領地，沒有什麼對立的力量與之抗衡。 其三，敵對文化的倡導者對傳統資產階級價值觀的曆史性的顛覆性影響，使得西方社會新一代的人都從敵對文化那裏獲得了文化精神，以橫掃一切的形式否定一切現存事物、事件和精神。敵對文化進一步分化，其中的激進主義稱自己的風格為後現代主義風格，後現代主義誕生。
所謂拜新教是指後現代主義的“唯新主義”，創新是人之為人的追求，但它隻是人之為人的一種追求，當對它的追求超越其固有的界限時，以至於徹底在人的理想世界成為唯一信仰時，就會導致資本主義文化的精神分裂。在現代西方社會，後現代主義的泛濫就在為這種拜新教提供了合法性。及時行樂、反基礎主義、反本質主義、反中心主義、反……和怎麼都行，後現代主義在感性上的快樂主義、知性上的反理性主義、道德上的犬儒主義、信仰上的虛無主義已經使資本主義的文化已經徹底喪失了它為人安身立命提供意義的支撐的功能，從對人生意義的探求到對生命本能的宣泄，文化從進步走向倒退，從自我建設走向自我消解，從而喪失其屬人性，從“敵對文化”轉為“反文化”。這種文化尖銳地宣稱反對資產階級價值觀，拒斥一切傳統資本主義生活方式。
在貝爾看來，如果說，承載著敵對文化精神的現代主義還有通過對其對象的批判而顯現自身的建設性，那麼，後現代主義與一切曆史存在作戰的做法顯現是無的放矢，批判也就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資本主義也必然收獲無妄之災。站在這個角度上，貝爾對自然後現代主義的反文化嗤之以鼻，他說：“反文化並沒有創造出什麼文化，也沒推翻任何東西”。
所謂拜製教是指西方長期以來社會實踐中的唯製度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一直實行製度優先，它主張製度確保自由、平等和博愛。然而，製度無論如何優越，它從根本上說隻是人自身現實化的形式，作為一種經理性設計的經驗標準和規則體係，製度本身具有其自律性，製度與人自身並不能夠建立必然聯係。比如，資本主義國家一直實行選舉製度，但是選舉製度是否意味著人的自由和全麵發展？現在實行參與製，並稱其為民主發展的方向，然而，問題的根本並不在此，如果不改變所有製性質，如果沒有文化精神支持，又將回到主體的誠信、信心、信仰上來，又將繞回資本主義的文化危機。在貝爾看來，現代資本主義的實踐主體已經陷入微觀權力之中，“他們的行為被角色所規範。個人被分解為各種功能”。
總之，資本主義文化的辯證法使資本主義文化內在的矛盾激化，人的自身精神分裂、道德陷入危機，信仰迷失，西方現代人成為無家可歸的文化漂泊者，被拋入文化“黑洞”之中的無根之存在。
麵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爆發的空前的並且擴散到全世界每一個角落的文化危機，尼采用“上帝死了”來概括人的信仰文化的萎縮，斯賓格勒用“西方的沒落”來表明西方文明對文化的反叛，福柯用“人死了”來表達人真正自由的失落，貝爾則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表征人在後工業社會無意義的癲狂。貝爾與以往和同期的資本主義矛盾研究相比，不僅提供了解決困境的“出口”，而且其本身就表征了人類尋求不斷“出口”的實踐過程。那麼，貝爾的實踐過程是什麼樣的呢？下麵我們具體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