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以批判社會整體觀入手，以社會三分法為基礎，通過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的分析，提出了現代社會三大領域矛盾的總體結構。
一、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結構
（一）批判社會整體觀
貝爾認為，19世紀的普遍性社會發展理論把文化與經濟要麼看做是合而為一的，具有調節行為的價值體係，要麼看做是一個整體。在其中，物質世界的基礎結構“決定著”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秩序。貝爾認為，這些觀點混淆了不同社會曆史水平上的不同變化節奏。就經濟或技術方麵的變化而言，由於它們是工具性的，是以“線性的”方式進行的，因此存在著一個清晰的新陳代謝原理：假如新事物與舊事物相比更有效率或具有更強的生產能力，那麼，從成本上考慮，它將被人們所采用，但是在文化領域，不存在這樣的新陳代謝原理：文化的各門各派要麼受到了傳統的維護，要麼因不同的學術觀點的融合而無規則地發生嬗變。審美的革新並不“淘汰”以前的形式，它們隻是開拓了人類的文化種類。從曆史上看，這些領域有時會寬鬆地兼容在一起，但是在更多時候處於一種相互牽製的關係中。
社會整體觀通常把社會看成是一個自足的、封閉的係統，在這個係統中，社會的各個側麵、各種因素整合聯係在一起，並為某種單一的動力（如生產方式）或邏輯（如功能整合）所驅動。但是，在貝爾看來，這種機械論是成問題的，即使是把早期社會作為一個絕對封閉的整體也是不恰當的，更何況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和文化已經分化、分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必須從現實的存在出發而不是陳舊意識出發來研究問題。
（二）主張社會三分法
為了能夠清晰地討論社會問題，貝爾早在寫作《後工業社會來臨》時就將社會分割成三個最基本的構成要素。他認為，“分析起來，社會可以分為社會結構、政體和文化三個部分。”貝爾對社會的思考是以假定文化和社會結構之間的分離為根據來進行的。貝爾是在把原有的資本主義文化與經濟複合體在相互分離、拆解的情況下來分析資本主義矛盾的。
這種觀點無疑受到了馬克思、帕森斯等人的影響。在馬克思那裏，社會是一個有著複雜結構的有機體，各種要素普遍聯係。帕森斯則認為，一個社會的存在，依賴於四項功能，即適應（adaptation）、目標獲取（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和潛在模式維持（latent pattern maintenance）的滿足，而社會的各種專門化的機構和製度則通過履行和滿足這些功能而使社會各個部分得以和諧地整合在一個係統之中，社會就是這樣一個功能自足的體係。貝爾吸取了他們的社會包含多元要素的觀點，他走得如此之遠，以至於拒絕社會結構決定論的觀點，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導論”中，貝爾認為，在馬克思那裏，生產關係的結構決定了其他所有社會關係。因此曆史變革或社會變革被確定為本質上不同的單個統一文化的進行，曆史顯出自己的辯證性。“可如今情況再非如此。曆史不是辯證的了”。在貝爾看來，正是這三個領域之間的衝突決定了社會的各種矛盾，因此，隻有采用這樣的視角才能更好地理解富裕豐足的資本主義生活和充滿生機的現代文化怎麼會陷入危機，樂觀自信的資產階級是如何落到今天這步田地。
（三）提出三領域對立說
貝爾從共時態的角度研究了現代資本主義的橫斷麵，區分出了技術經濟結構、政治和文化三大領域，他指出：“這三個領域並不互相重合，也有著不同的變革節奏；它們遵循不同的規範，這些規範將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行為類型合法化。是這些領域間的不相調和造成了社會的各種矛盾。”他把社會領域的基本輪廓稱為軸心原則和軸心結構。在他看來，三大領域之間的獨立性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來說不是充分條件，而是必要條件，也就是說社會的各種矛盾並不必然由這些領域間的衝突引起，但這些領域的分化必然引起文化矛盾。貝爾努力揭示當代西方社會內部結構脫節與斷裂問題，並進而追查後現代文化衝突機製和危機根源。
1．經濟領域的軸心原則與軸心結構。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經濟領域無疑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起著決定性推進作用的基礎領域，貝爾對此並不反對，隻不過，他更多地強調了曆經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的改造加強後，如今的經濟所具有的技術性和製度性，他把前者稱為經濟的功能理性，視為技術經濟領域的軸心原則；把後者歸結為官僚製度和等級製度，稱為技術經濟領域的軸心結構。
功能理性具有理性計算，精細分工以求得經濟利潤的最大化。經濟領域活動的準則是“效益原則”，目標是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而要實現效益原則，就必須從生產組織和產品服務開始，都要依照嚴格的理性技術計算，精細分工，精心安排，從而形成了以經濟薪酬體係為基礎的穩定的社會職業結構，“在現代社會中，技術領域是軸心原則是功能理性，其調節模式是經濟化”。
官僚製度和等級製度指的是現代理想科層製，它由韋伯在理論上提出，由現代管理革命所付諸實踐，在這種經濟任務的實施中，支撐資本主義經濟的體製是經濟理性化在分工專業化和功能分割中生成的官僚等級製度，這種製度可以滿足工作協同統一的需要。資本主義經濟領域是具體化的體係世界，這種體係猶如一台巨大的機器，人們被以零件的形式被整合到經濟機器的運轉中，成為經濟統計數據的增長中的一個成本數據，人這個活生生的主體變成了無生命的工具，這日趨非人化的過程中，“人的豐滿個性被壓榨成冷冰冰的分工角色，而僅僅在選擇就業和社會福利上得到某些補償，然而總體上說，個人已消失在他作為科層組織謀求利潤的工具之中”，成為受到效益定額、可預測性以及專門化的製約的官僚機器隆隆運轉程序的附屬品。
技術經濟的自律化無限膨脹，侵占了原來以家庭經濟為主的生產和生活範圍，以往人們確立身份的信仰，被現代經濟的功能理性剝奪了。把人豐富的理性壓縮到功能理性，把人的目的性存在轉化為服務於利潤最大化的工具性存在，對人的信仰進行經濟殖民，勢必引起人的文化精神的批判，這就是經濟領域內的文化矛盾的主要內容。
2．政治的合法性軸心原則和表達參與軸心結構。政治作為追求社會公正和權力的鬥爭領域，以合法使用掌管暴力為基礎，通過對衝突的調節來維持社會傳統和憲法所體現的公正觀念。因此，它的根本原則是合法性，它要回答資產階級統治在何種意義上是正當的，資本主義形成之初，主要是自由、平等、博愛理念的籲求，經濟資本主義的長足發展，使人們對政治理念的理解越來越多元化、深入化、平民化和實踐化，單單靠製度崇拜已經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人們對那種幾年一次的形式化的政治權力已經失去興趣，選擇用腳投票，人們要求全麵參與到政治生活之中，因此，合法性由曆史的合法性而轉為建設性的合法性，表達與參與成為現代政治的軸心結構。因此，政治決策就無法依經濟領域的技術理性做出，而隻能通過談判或法律來完成。
在政治領域內，主要有兩對矛盾，其一，一方麵，政治問題的增多，官僚體係在解決更多原來未麵對的問題的過程中日益膨脹，另一方麵，民眾的參與意識與參與活動要求官僚體係縮減；其二，官僚體製與平等原則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這兩對矛盾構成了當今西方社會政治衝突的格局。
3．文化領域自我表現和自我實現的軸心原則與反秩序的軸心結構。在貝爾這裏，文化領域的文化不是包含經濟、政治和文化思想領域在內的“大文化”，而是比文化思想領域範圍還要具體的“小文化”。這是“在繪畫、詩歌、小說或連禱文、禮拜、儀式的宗教形式內，以一些想象形式，試圖揭示或表達人類存在意義的努力”。與經濟、政治體係的非人化和類型化模式恰恰相反，文化領域堅持“個性化”“自由化”“創新化”“反體製化”等精神。自我表現和自我滿足，是以個人選擇和個人獨立為標誌的，人們以個人興趣作為衡量尺度，追求個性的無限張揚和“獨立不羈”。在這裏，是個人的感覺、情緒和判斷，而不是可以計量的客觀的價值標準，決定著文藝作品的品質，成為壓倒一切因素的決定尺度。
每個人都會去挖掘自身的“潛力”，尋求自身的意義，這勢必引起文化自我同以往文化標準不斷發生衝撞，現代文化的中軸原理之核心是關懷自身，因此，它不僅反對那種對人的統一塑造，而且可能反對以往人的宗教信仰，從而使文化領域內部出現多元分化和價值分裂。由此就帶來了三大領域的嚴重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