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西方學者之外，帕森斯亦認為，宗教功能首先在於調節個人信仰與社會的公共價值之間的動機平衡：即通過宗教價值影響個體確立其基本“命運”的選擇，這種命運選擇構成個體生存的意義係統。意義問題屬於個人生活的基本信仰，涉及對生存意義（幸福與受苦、善與惡、為什麼我在、死的釋義、與他人的生存關係）的認識，“宗教歸根到底是個人的事情，它涉及個人本性和信仰內心最深處的個性核心”。按照帕森斯的觀點，正是這個終極價值觀係統將個別行動者的目標加以組織、整合，使之非隨機化(de-randomize)，並且形成了規範取向，單位行動中的分離的分析要素通過規範取向在結構上相互聯係起來。
這些思想家對宗教情懷的深切關注顯現的恰是一種人類對於終極關懷的必然追求。帕斯卡爾曾說人沒有上帝是很可悲的。現代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也說：“上帝不存在是一個極端尷尬的事情，因為隨著上帝的消失，一切能在理性天堂內找到價值的可能性都消失了。任何先天的價值都不再存在了，原因是沒有一個無限的和十全十美的心靈去思索他了。”虔信上帝的人們心中有一個永恒追求，一個終極關懷，其生命曆程中的一切活動都有一套神聖的準則，也有一個精神依靠。“上帝死了”，永恒的價值不存在了，神聖的道德戒律蕩然無存了，人生的意義似乎就在於此生此世的享樂，就在於個人的成就、地位和享受。上帝的旨意一旦消失，人類注定要陷入個人主義的掌控之中。
人們的精神防線在現代的經濟浪潮和社會變革下，原有的生存意義和舊宗教被擊碎。但是人類的精神依托缺失也顯現出了宗教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所以有神論實存主義者蒂裏希亦依此提出“終極關懷”觀念：人是宗教性的動物，作為人生終極關懷的宗教包含了人類全部文化和深層次的精神層麵，並為人類的存在及意義提供了方向與指導。
綜上所述，透過宗教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問題，可見現代人與現代社會之間不易調和的矛盾。受到這些思想家宗教思想的影響，貝爾從孔德的理想到韋伯的傷感之中汲取了養料，他以孔德的“愛的宗教”為基石提倡建立後現代主義下的新宗教觀念，但是貝爾想得到的是一種解決人與人關係，具有社會意義重任的價值關懷體係。因此，貝爾認同迪爾凱姆對於宗教與社會的關係的看法，也就是承認了宗教於社會中存在的必要性。即便現代社會中的宗教外在形式幾乎完全為人們所忽視，其社會團結的意義從某種意義上減弱了，但根據齊美爾的內在“宗教性”，就可以提供並滿足現代人類所需的概念神聖化的感情渴求。或許真的如韋伯所說的那樣，宗教與現代資本政治、經濟製度之間是相悖存在的。貝爾卻並未認為重建新宗教於其中是不可行的，他把現代人的自我質疑和否定意識與宗教的內省性結合，使宗教的精神指導與世俗化的社會生活盡可能聯係在一起。這樣，貝爾的新宗教也就運行了裁判群體間紛爭的作用，如帕森斯所認為的一樣，在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之間建立了橋梁。
貝爾認為，在西方社會，宗教雖然將道德形式強加給了文化，將一切文化格式化、樣本化，並試圖借此來鎮壓邪惡的力量，可是宗教卻又在同時提供了與過去的連續性，它把對不同曆史時期文化統一性的探索作為神聖使命，力圖排斥有害於宗教道德的藝術作品，捍衛文化的宮門。可以說，宗教鞏固了幾乎所有曆史上聞名的西方文化。鑒於此，貝爾將宗教定義為“宗教是理解一個人的自我、民族、曆史和在事物格局中位置的超世俗手段”。
貝爾進一步論述道：“哲學替代了宗教，科學又替代了哲學；但科學本身投身於對自然設計的抽象追逐中，這麼做不是為了人類，所以對人類行為也就沒有指引可言。”現在人們重新思考如何將科學與宗教結合起來，並提出了種種方案，如高技術與高情感的結合，科學家與人文知識分子的相互對話、交流與理解，科學家與人文學者傳播公共知識，等等。
人類終極的追求實質上就是一種“美”的生活。但美的樣式是多種多樣的，在“美”當中，既有科學技術的“真”又有倫理道德的“善”，“美”是“真”與“善”的統一。“真”體現的是人們對外在世界（自然界、人類社會）的探索，“善”標誌著人們對內心世界的反省。事實上，“真”與“善”是自人類產生以後就不斷探索的兩大領域，人類至今的全部努力和智慧都在其中展現。
三、宗教回歸與“新宗教”
盡管科學技術可以拓展人們的生活領域和視野，使人類的生活內容和物質條件大大改觀，但科學不能取代對人生意義的思考，也沒有辦法解決人生意義喪失的危機。要解決精神寄托和信仰危機，要將人從虛無中拯救出來，當代西方人仍離不開宗教或類似宗教的所謂“崇拜”。
誠然宗教容易把人的情感符號化，使人的情感枯竭，它把人的情感從現實世界引向祈禱，引向禮拜儀式，引向廟宇，引向宗教藝術。但是，宗教在發揮最大效果的情況下還有更多的人生意義。它是人用以對付死的問題的一種方式。對死的恐懼——這種恐懼是強烈的、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對暴死的恐懼，粉碎了關於人具有力量這個轉瞬即逝的幻夢。正如霍布斯所指出的，對死的恐懼是良心的源泉，回避暴死的努力是法律的源泉。隻有當人們有可能相信並且真正地相信存在著天堂和地獄的時候，對死的恐懼才能得到緩和或節製。如果沒有那樣的信念，就會隻剩下自我的絕對迷茫與湮滅。
這是因為，後現代所體驗到的前所未有的外部世界的迅速變化，使人在空間感和時間感方麵產生錯亂。而宗教信仰的泯滅，導致了現代人自我意識的危機。後現代藝術的衝動原是想超越這些苦惱，去開拓無限，可惜它的動力僅僅出自激發自我的無窮發展精神，其本身並無真正的指導作用。因此，當它以破碎的藝術去對抗破碎的世界時，就已注定它最終無法將心靈的碎片重新聚合起來。這樣，人們就走到一個生命意義匱乏的“空白荒地的邊緣”。因此，必須重新擁有一種新宗教或文化學科。因為盡管現代文化處於混亂之中，但人們仍能期待某種宗教答案出現。貝爾相信，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總是在潛意識地尋找著一種生存的“總秩序”，對於神聖概念與超驗的生存觀念存在著渴求。科學技術延伸了人類的視野和生存空間，使人們在一定程度上創造了自身的“天堂”。但與此同時，人類的奮不顧身的攀爬，或許隻是墜入地獄深沼的假象罷了：無法擺脫的無力感；精神與物質的分離；文化與世俗物欲的苟同。種種跡象都凸現出工業社會中的人類生存困境，使人類原有的生存本質問題變得如此的矛盾與複雜難懂。貝爾認為，物質文化可由科技去創造，而人的信仰危機和精神的委頓必須由新宗教才能加以療治。在新宗教或“崇拜”之光的照耀下，“異化”的現象將被扭轉，重新踏上追求生命本真意義之船，使人對生命懷有一種至深至純之情，通過反思的力量，遙然可見“彼岸之境”而揚帆前行。
人對於人生有了一種超然的意義追求，這是擺脫物欲束縛投入到宗教之中的結果。貝爾強調，宗教源出於人類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它不是人這一“靈魂工程師”所能創造的，而是根源於人類生存的難題本身。在這個意義上說，宗教接觸到人的意識本源的最深處。它是人類自身的本能自救。貝爾認為總會有一種新的文化出現，帶有一種原初的神聖性來救贖人類的心靈。
但是，必須麵對的事實是，宗教在現代主義肇始以來的一百多年裏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力量減弱了。傳統社會時期，人類懵懂無知隻能依靠宗教來認識和解釋世界。宗教的外在儀式使人們以共同情感為基礎，加強了彼此之間的聯係，從而達到了團結社會的目的 。然而，在現代社會，那種生活的空間大大縮小。宗教發現它的主要依托——天啟，已被理性主義破壞，而宗教信仰的核心“被除去了神話色彩”，變成了曆史。宗教價值的迷失，使得現代人把生命與宇宙的奧秘和終極本源問題排除在其經驗和意識世界之外，從而陷入自己的肉欲和私利之中。喪失了終極價值必然喪失曆史價值，於是今天人們所追求的，用亞曆山大·米切爾裏奇的話來講，是一個“沒有父親的社會”。打倒權威的意思無非是打倒任何父輩的觀念，而不是同輩集團本身。而缺乏了父輩的觀念作基礎，人類的現有價值與理念是否還可運行如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