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認為，人類既需要利用科學來了解和征服自然界，也需要依靠宗教來把握自己的文化。在工業社會中，現代主義作為宗教的替代物，不僅沒能夠保持道德意義上的連續性，反而一切都以斷裂的形式出現，即感覺層次上用碎片來代替整體，產生三個文化領域斷裂(角色和人的斷裂、功能專門化或角色與象征表現之間的斷裂、詞彙從隱喻向數學的轉變)以及時空的斷裂(觀眾和藝術之間、審美經驗和藝術作品之間的一種距離的消蝕，也可以認為是心理距離、社會距離和審美距離的消蝕)。對於這三種文化斷裂，貝爾的解決方案即向著某種觀念回歸。貝爾提出此觀點，原因有二：
第一，即便西方社會隨著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而不斷發展，人類仍然要麵對諸如死亡、愛情、痛苦與悲劇這些人類“不可理喻性問題”，更何況人類生存問題與其同步前進，不僅沒有得到改善，反而越發咄咄逼人。因此，西方社會在解決精神與信仰的危機、反思自我的生存境遇和社會生活時，仍然離不開宗教。宗教不僅能建立起代與代之間的連續關係，將人類帶回到以人道和友愛為基礎的生存環境中去，而且還可以克服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割裂連續性而造成的文化斷裂。
第二，前工業社會之所以和諧、統一，是因為宗教提供了人類迎接困難所必需的精神支柱與神聖感，在曆史的積澱之中堅定著人類的內在思想。宗教以一種道德情操和共有情感把社會團結的內聚力彙集到一起。然而，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裏，宗教的力量減小了。隨著現代主義理性對宗教的取代，社會喪失了超驗的道德基礎，人類迷失了行動的方向。實際上，宗教作為人類生存的最深層次生活的意義的尋求，在曆史的重大關頭有時是所有力量中最革命的。所以，貝爾深信“意識到探索世界有其界限的那種文化，會在某個時刻回到彰顯神聖的努力中”。這便是宗教。
為此，貝爾為後工業社會設計了一種“新宗教”的廣義文化崇拜。“新宗教”的含義即“它是人類意識的構成部分：對存在之‘普遍’秩序的認知尋求；對建立儀式和將此種觀念神聖化的情感需求﹔對跟他人產生聯係，或跟一套意義建立聯係的原始需求——這套意義能建立對自我的超驗回應﹔以及麵對痛苦和死亡的最終來臨的生存需求。”其作用在於使資本主義社會恢複道德正當性和文化連續性。新宗教與傳統宗教的相同點在於：二者都出於一個共同的基點，即追求人類“生存的意義”，例如：對人性善惡的冷峻認識，對不可知力量的畏懼之心，對人類巨大災難的預測以及對現代人無限擴張和唯我獨尊態度的懷疑和克製，等等；不同點在於，前者是自覺自願、單個領悟和奉行的信仰，而後者則是受特定教會組織和教義紀律約束之下的宗教。
於是新宗教的價值在後現代中顯現出來，新宗教作為現代人靈魂的救贖過程，可以使人自我反省，消弭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綿延精神文化，承繼人文傳統。這一靈魂救贖並不完全是重走舊宗教的老路，而是注意後現代處境，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吸收傳統宗教中某些至今仍有意義的內容：對神聖力量的虔敬以消除人的狂妄，對人類末日審判的先知和警醒，同時吸取現代人哲思中的自我懷疑和否定意識，使人類尋求生存意義的問題意識處於一種自覺自願的狀態中，不斷使自身的精神提升到一種尋求未來希望和世界意義、重新反省生命的終極價值問題的高度。
毋庸置疑， “新宗教”理論已注入了相當多的“世俗化”因素並兼有後現代品質。他並不想將現代世界變成一座大教堂，也不想將後現代人重新置入宗教的教條之中，而是設想在新宗教的價值關懷中，使後現代人重獲精神活力，重新喚回健康的人性：後現代人作為社會的一員，以獨立的意識參政議政，並在最高原則的基點上自覺地做出道德判斷和價值判斷；後現代人將科技文化與人文精神相融合，突出人與超驗神聖的緊密關係，並與自然、社會和諧相處；後現代人將重新擁有那曾一度失落的新教倫理，他尊重傳統，從未來反觀現在，克製享樂縱欲，以為他人和社會服務作為自己靈魂獲救的現實超越進程。與此相對應，作為社會經濟製度與文化思想體係之間平衡機製的政治機構，在公民的不合理私利要求與全社會的公眾利益之間作出合理的抉擇，在較為均衡的基礎之上，仲裁自由與平等、需求與欲求、效益與福利矛盾中不斷加劇的種種衝突。隻有這樣，才能牢記成由艱辛敗由奢的古訓，不重蹈古代文明由苦行到奢華，由愛心到離心的分崩離析的覆轍。
人類自身的局限性與自救性，注定了人類與神聖的相遇。人可以四海為家，但人必須有自己的信念。喪失了信念就是喪失了根基，必然招致生命中無法承受之“輕”。處於痛苦羈絆中的人，渴望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則必須借助一種神聖感。要重新創造世界和生命的意義，首先就必須拒斥虛無主義的瀆神行為。後現代人的出路在於：真正朝未來敞開，使人類超越任何既成定局，邁向全新的境界；自然科學家不再滿足於現有的知識，他們必得更深一層地透視自然；神學家力圖在一切事和自己的所作所為上接近生命的根源；詩人永遠在探求新的語言、象征來表達當下的不可言喻的體驗；藝術家描摹美，即用永遠創新的意象和色彩來掌握分歧中的統一。最重要的是這些文化上的藝術上的上層建築不能是孤立的而應該是連接與相互貫通的。隻有這樣，後現代人才能逃避曆史的厄運，而走向充滿希望的後現代前景之中。
正是在人類文化精神的未來走向維度上，貝爾認為，新宗教成為維持社會統一的精神支柱，它修複了人與人之間的裂痕，重建了個人對於社會的信念，也就是說，它恢複了社會賴以生存的道德正當性與人類文化的連續性。
在貝爾看來，在對神聖進行了“大褻瀆”之後必然會繼之以“大修複”（Great Instauration），宗教的複興是文化的核心問題，因為“文化的關於存在的問題是無法回避的”：
一是道德化宗教（Moralizing religion）道德化宗教將是一種嚴厲譴責道德責任的渙散、嚴格限製完全的個人自由的任何可能的原教旨主義信念的回歸。它以原教旨主義和福音主義信仰為基礎，意將政治從現代主義中剔除，尤其是反對在性（如快樂漢權利運動）、墮胎等道德問題上完全的個人自由。在一定意義上，它將是一種清教式宗教觀念的複活，主要會出現在傳統的農村和中下層階級的心髒地帶。
二是救贖性宗教（Redemptive religion）。救贖性宗教將是一種已經失去的道德基地的恢複，是在城市中產階級的理智水平上對於既往傳統的一種再發現。它將使個體意識到他們對家庭、社區、公共機構等所欠負的義務和職責，從而喚起他們的道德意識。這種宗教的製度結構——主要是社區——將置身於其成員和疏遠的、異常龐大的官僚機構和政府之間。總的來說，這將是一種生活世界的宗教（Lifeworld religion），將營造出一個彼此關懷的生活環境。
三是神話宗教。神話宗教將使過度理性化和科學化的世界再度複魅（re-enchantment）。這種形式起源於東方，通過象征符號，神話宗教將顯示出在表麵上相互衝突、彼此排斥的事件和表達方式之中存在的形式與目的的統一性。神話象征將重新確立宗教在傳統上所提供的文化的統一性，重新確立自然世界、人文表達和終極意義的統一性。中國人有關“道”“象”的思想、禪宗、瑜伽等東方神秘主義在西方將會有更大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