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上說，貝爾通過後工業社會理論研究直接進入後現代文化分析，進而揭示後現代文化的矛盾和信仰危機。他看到後工業社會是一種私有製、階級利益和衝突已經失去其“軸心原則”的社會形態。後工業社會不同於工業社會以私有財產為軸心組織起來，而是以“理論知識”為軸心組織起來的。後現代社會表現出一種不可避免的曆史趨勢：標舉一種有計劃的、合理化的和官僚化的社會製度，其結果，後工業社會的邏輯便是使人的交往與行動失去明確的意義，人與人之間的對話變得不可能。因此，貝爾一再強調精神價值的重要，希冀重建宗教以解決人生意義的問題。但是宗教的現代化變得越來越世俗化、私人化、多元化，想要取得人類終極救贖的神聖入場券，似乎已經淪為了烏托邦式的幻想。
一、宗教複歸意識的重要性
貝爾的新宗教的目標是要把在今天毫無管束的人欲重新管束起來，這就比把它釋放出來困難得多，正如洪水衝垮閘門很容易，但若想把洶湧澎湃的洪水管製起來就非常困難了。然而麵對人類深重的生存危機，就算新啟蒙“難於上青天”，也要知其不易為而為之。
人類的價值取向麵臨最為深重的困境是，若要一個共同體的成員全部壓抑個人對物質享受和感官快樂的貪婪追求而始終保持團體的精神超越，似乎必須有一種統一的令所有人或大多數人心服的精神權威存在。若隻是人數很少的團體，那麼這種精神權威沒有必要靠專製政治的支持，但若是諸如現代民族國家這樣的共同體，那麼統一的精神權威似乎非有專製政治的支持不可。然而自西方啟蒙運動以來，民主、自由思想已十分深入人心，絕大多數人都不能忍受專製政治所特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不寬容態度。因而在民主政治的條件之下，絕大多數人會選擇平庸的享樂主義，而若要大多數人都保持著執著努力的精神，似乎又必須具有統一的精神權威，統一的精神權威則似乎必須有專製政治的支持，這就是現代人價值取向的兩難困境。
麵對20世紀以來人類所麵臨的種種全球性問題我們必須明白，重返精神世界已不再僅是浪漫詩人的奇想，也不再僅是少數文人追求田園詩般的古代生活的懷舊情緒的反映，而是命運之神昭示於人類的必由之路。
宗教作為某種潛在的烏托邦緯度或解放緯度的可實現途徑，在關注到現當代的諸多問題之後，或許真的可以為人們重新提供導向融洽、和諧的未來可能性。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說，凡是已知的社會存在都伴隨有我們稱之為宗教的某種經驗概念。用塔爾科特·帕森斯的話來說，每一個社會“都有一些超自然秩序，或有關精靈、神祗以及非人力量的概念，這些東西與人們認為是主宰普通‘自然’事件的那些力量不同，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比那些力量更加優越。這些超驗物的性質和活動為人類生活中那些異常、痛苦而又不可理喻的種種經驗賦予了意義……宗教像語言一樣，是人類的一種普遍觀念……”
現代社會與文化世俗化的結果，並不意味著宗教的消失，這是兩種不同意義上的事情。世俗化使宗教退出政治的領域，不再幹預政治，並且也不再控製思想與文化領域，但這並不妨礙宗教繼續作為一種精神的信仰繼續在精神領域產生它的影響，繼續為人們提供精神方麵的安身立命之地。事實上，包括啟蒙的一些激進的宗教批評者，也不否認宗教在精神方麵的意義，如伏爾泰，他對腐敗的教會和僧侶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但卻主張信仰上帝的必要性，甚至宣稱：即使上帝不存在，也要創造一個。由此可以看到，啟蒙要求的是革除教會的腐敗，掃除蒙昧的宗教迷信，解放社會於神學和教會的監護之下，而啟蒙本身並不排斥宗教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