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格爾的心目中，宗教乃是“人的精神的最高需求”。黑格爾把宗教存在的必然性解釋為植根於人的本性來自於人性中對宗教情感的一種“較高的需要”。他認為，人的本性自身內具有一種承認“神”的存在的必然性要求，使得對神的直觀能夠成為推動人類生活的力量。
在早期的社會裏，宗教在社會中包括了所有上層建築。宗教本身即是法律，文化與政治是相融合不可分割的，宗教由於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的出現，喪失了其統籌上層建築各個層次的地位。技術理性的發展，迫使各項社會生活分工細化且具有所謂阿爾都塞的“半自律性”。現代社會中市場經濟掌控了全部的社會機器，原來社會中宗教的神秘幔帳完全被經濟所撕裂。西方近代人文主義和啟蒙運動推翻了神的專製地位，摧毀了神作為人所頂禮膜拜的外在權威形象，但與此同時，人的超越性和人的終極價值也受到質疑。在這種曆史背景下，貝爾敏銳地意識到現代西方文明大潮對人的精神世界的侵蝕和影響。他提醒人們不要把注意力全部投向外部，這樣會將自己迷失在外在的物的海洋中，並受人之造物的奴役。既然舊的文化已經失去了它的維係力，那麼當然就迫切需要建立一種人類賴以生存的新的基礎，以尋求精神上、道德上的生活原則。
而宗教文化恰恰符合這些要求，它具有某種共同的目標：強調神秘性，製造敬畏感，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人們奮發向上。現代社會文化猶如浮萍一般的道德信仰體係正造成了社會生存問題的矛盾，這是對於整個現代社會最深刻的挑戰。托克維爾主張，現代社會中自由意識和世俗理性的增長，恰恰更需要宗教信仰的製衡，以達致社會生活的完善。消滅宗教，不僅是對人性的損害，而且難免使社會陷入專製的牢籠：精神世界的動搖，會促使人們力圖依外在強製來建立秩序，這等於把自己交給獨裁者去統治。而且他認為，在美國，宗教精神與自由精神是緊密配合，共同統治著這一國家的。
二、宗教複歸是一種冒險的行為
貝爾為了克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及與之關聯的社會經濟危機而提出了宗教複歸的觀念。伴隨著現代主義文化對宗教的“大褻瀆”之後必將繼之以宗教的“大修複”，並且貝爾本人將其所謂“大褻瀆”等同於韋伯所說的“祛魅”。但在韋伯那裏，祛魅的過程是不可逆轉的。人反思性的行動或哲學的思索是不能獲得信仰，亦不能人為地創造“修複”宗教的能力的，由此信仰或宗教的活力也隻能植根於綿延不斷的傳統或超驗的體驗之中。鑒於傳統已然斷裂，從而失去其在人們內心中的權威性的情況，我們可以認識到，正如哈貝馬斯在批評貝爾將救贖的希望寄托於宗教的複興的觀念時所指出的那樣，除非出現魔術般的奇跡，否則我們根本無法把具有權威性的信仰召回。實際上，貝爾本人其實已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他才會把他自己提出的“重新向著某種宗教觀念的回歸”看作是一種“冒險的答案”，帶有打賭的意味。
對宗教的思考，貝爾與很多具有宗教情懷的思想家一樣，都沒能給出問題的答案，這種狀況本身也是由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所決定的，這恐怕是資本主義無法割除的病痛。但人總是有追求現實化的情懷，通過實踐嚐試，正是這種屬人的精神，推動貝爾進一步思考，提出新政治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