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於家庭經濟的自然性以及市場經濟的以個人欲求為準的經濟模式，公眾家庭突破了家庭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局限，它的宗旨在於滿足共同的需求，為社會提供一些個人無法用金錢購買到的商品和服務，如軍事保護、道路、鐵路，等等。
二、公眾家庭的必要條件
既然，公眾家庭的宗旨就是為謀求滿足社會之共同的需求提供一些個人無法為自己提供的商品和服務，那麼基於公眾家庭的宗旨，社會財政收支將受到公眾家庭的監管，因為它是滿足社會公眾需求的中介，所以有些時候將與個人的欲求有所衝突，這時各個權力集團就將登上政治舞台，為自身的欲求尋找權力支撐。然而，人們這種對自身欲求過於執著的意識會阻礙公眾家庭宗旨的執行，所以必須要調節好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
貝爾認為在傳統上，公共商品和公共服務主要限於軍事保護、交通運輸的基礎設施、基礎教育等。但是，羅斯福新政實行以來，公眾家庭又增加了製定規範性的經濟政策、承擔科學和技術發展的費用以及製定規範性的社會政策這三項新的任務和義務。這種擴展使得公眾家庭不再僅僅是除家庭經濟和市場經濟之外的第三個經濟活動的領域。“在現代政治中，它已漸漸同化了其他兩個領域。公眾家庭的一個主要方麵就是預算的重要性，即作為再分配和補償機製的政府收入和支出的平衡。政府該花多少錢，該為誰花錢，這顯然是今後幾十年一個主要的政治問題”。這些問題解決得好與不好，除了牽涉到影響著作為“公眾家庭”的“家底”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之外，更與作為“公眾家庭”之成員的社會公眾的文化價值觀念或者說政治信仰密切相關。
所以公眾家庭成員們的意識是否與社會相適應，成為公眾家庭實現的一個必要條件。明確地說，這種意識就是貝爾所稱的“城邦意識”（civitas ）。
貝爾所講的城邦意識，簡單來說就是公眾意識。城邦的每一個成員都自願地在他們所生活的城邦中，自覺守法，尊重他人權力，絕對不會為了滿足私人欲望而損害公眾的利益。城邦意識來源於古希臘，在古希臘人看來，人生來就是政治的動物，個人的幸福同城邦的公眾利益息息相關。因此，他們特別注重公益。據當時人記載，“他們殫精竭慮，用盡個人力量為城邦服務”。雅典民主派領袖伯裏克利稱那些不關心公益事業的人為廢物。隨著古典作品和人文主義的傳播，16世紀初在英語中也出現了一個很有影響力的新詞彙：“commonwealth”，也就是公眾利益的意思，後來被用於代表民主的政治共同體。Commonwealth要求生存於某一政治共同體之中的公民們都自覺地服從這個國家或政體統治下的城邦的共同利益，並認為因私利而廢公益的行為是最大的罪惡。這也可以看成是城邦意識的另一種表達。
但事實上，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所盛行的個人享樂主義價值觀顯然和這種“城邦意識”格格不入，它隻會瓦解“城邦意識”，導致公眾責任感的喪失。這種情形在稅收領域中最為突出，公益產品的開銷、政府開支和服務性行業的資金主要來源於稅收。但許多人並不把稅收看成是購買公益產品所必不可少的手段，而隻注意到它減少了個人的收入。因為，人們隻關心與自己切身利益有關的東西，而忽略了對社會的義務，所以大多數人會將那些由法令層麵所規定的每個人都有支付義務的公眾消費看作是對自身“花錢自由”的限製。因此，對於政府提高稅收，人們不僅感到不滿，而且還會采取逃稅或抗稅行為來做出抵抗。麵對上述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貝爾這樣總結道：“一個民主的政治體係將需要越來越多的社會公共事業以滿足人民的要求。但是，資產階級要追求的卻是反對政府借助道德或稅收對他們的欲望加以束縛。社會上的個人主義精神氣質，有其好的一麵，即要維護個人自由的觀念，其壞的一麵則是逃避社會群體所規定的個人應負的社會責任和個人為社會應做出的犧牲。西方社會所麵臨的經濟困境的根源，就在於我們試圖把上述這些相互矛盾的東西聯合成一體。簡言之。我們還沒有做到人人都獻身於一個公眾家庭；或者說，我們還沒有做到人人都信奉一種大眾哲學，一種可以調和個人之間摩擦的大眾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