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所作的文化研究，嚴格地說是在文化視閾下所作的社會研究，在觀察事物時所采用的視角以及問題的出發點與前人大有不同，他選擇了從文化入手，因為文化往往是影響社會演進的悠長且深刻的因素。所以從文化研究入手是一種頗具遠見的選擇。從文化的角度考察社會，我們觸碰到的將不僅僅是各種各樣的社會現象，而是隱藏於一個社會群體甚至是整個人類社會所表現出的現象背後的深層問題。文化以其曆史延續性、傳承性特質使我們一方麵可以回顧人類文明的久遠過去，一方麵可以讓我們展望未來，發現文化發展的走向，從而在已有的經驗中尋求解決現實問題的可資借鑒的方法或啟示。
貝爾在研究文化時，認為權威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在文化方麵，他保守地認為藝術、教育和曆史的評價標準必須以權威為導向。權威為文化的評判製定了不能打破的標準。一旦文化經過鑒定和篩選，就將形成一個能夠為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道德問題提供答案的嚴密係統。貝爾關於文化的結論注定了他的思維框架已經無法跳出從文化本身去找尋資本主義矛盾的根源，因為他已經將文化看做是淩駕於一切元素之上的解決問題的法寶。同時他還為文化本身構架了一個條理分明的嚴密係統，這個係統決定了文化的發展和傳承，同時也決定了“信仰”在文化體係中的最高地位，信仰被他看做是所有文化矛盾的阿基米德點。至此，貝爾認為自己找到了開啟文化矛盾迷題的鑰匙，那就是回歸“宗教”。但是，很顯然地，宗教不過是社會文化一個微弱的組成部分，它無法也不可能治療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貝爾執著於此使得他在有意與無意之間忽略了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真正的症結所在，即資本主義私有製。從而他的思想也就不可能帶來觸及根本的改變，僅能提出些無關緊要的修複意見而已。
一、貝爾“文化”的限度
韋伯將文化心理視為社會曆史運動的動力，這種觀點對貝爾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貝爾甚至認為，社會製度和經濟製度的交替並不是所謂的社會發展客觀規律所引起，而是由文化，即擁有一定的價值準則，並具有高度自律的精神心理文化所預設的。所以，貝爾一直試圖從文化中尋找出社會中所有的危機和問題的解決辦法。在《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一書中，貝爾為了支持自己的觀點反複地強調文化的重要作用，在書中他指出，文化是淩駕於一切之上的社會變遷的第一推動力。在文化之中，表意象征和形式是由人來任意約定的，它們的發展不會受到任何限製，一旦形成之後，它就具有了穩定性和普遍性，而促使這些穩定文化變遷的，隻可能是人類的實踐活動。人類不斷的實踐，促成生產領域的變革，這種變革又將與不能匹配其步調的社會文化產生斷層，導致了資本主義商業經濟與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文化矛盾應運而生。 因此，新的文化是否能解救資本主義的文化危機也應該被存疑看待，因為問題的關鍵在於資本主義商業機製本身。
實際上，由貝爾如上的闡述可以看出，作為一位具有深沉的曆史感和敏銳的未來意識的思想家，貝爾已經看到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全部矛盾的社會根源在於領域的斷裂，所以，他認為自己所論述的文化矛盾“不僅僅是資本主義本身的文化矛盾，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它涉及資產階級社會的文化矛盾”？
然而，我們不可否定的是，文化作為人類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一舉一動都是能夠在經濟以及政治現象中找到依據的，同時也影響著社會的發展。但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說，文化的起源不是源於抽象的人性，虛幻的假說；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是所謂的人類基因密碼，而是徹徹底底的源於人類的曆史創造。所以文化隻能是人類實踐的產物，是人類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結果。被創造物不可能反過來決定造物者的發展，隻能隨著造物者的行為變化而變化。但是馬克思在強調文化的被決定性的同時也在強調，文化即社會意識層麵對社會生活層麵所起到的反作用，認為文化一旦產生就會形成一種力量，推進或阻礙社會，經濟以及政治的發展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在馬克思來看，經濟因素是決定社會曆史發展的因素。經濟與文化的關係是，經濟是基礎，作為上層建築的思想文化是經濟基礎的一種反映。雖然馬克思承認經濟因素和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之間存在著交互作用，但後者對前者的作用不是決定性的，而隻是“一定的”，而且，在上層建築的諸多因素中，文化因素並不占據主要的地位，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占主要地位的主要是與階級鬥爭密切相關的政治和法律製度，文化，作為存在於人們頭腦中的思想意識，往往占相對次要的位置。當且僅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文化問題會浮出水麵，它標誌著文化的發展和整個社會整體的其他方麵如經濟和政治等的發展失去了平衡並發生了衝突。
貝爾顯然回避了資本主義在製度方麵的問題，而將目光集中在對文化的批判上，換句話說，他僅僅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矛盾和危機本身進行了批判，而放棄了挖掘造成危機和矛盾本質的原因。這一點就決定了他的文化拯救方案隻能迷失在資本主義社會研究的巨大迷宮之中，而無法找到出口，因為他從一開始就選擇了錯誤的入口。另外貝爾實際上過於誇大了資本主義文化內在矛盾的負麵功能，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文化充其量是一種並不涉及政治製度層麵的對工業理性的反動意識，它試圖對人的感性世界進行探詢，是談不上會危及政治統治的。它實際上隻是發達國家的人們對極端的工業社會的一種反思，在物質豐富基礎上對實現自我的一種探求，從這個角度出發，兩者並不衝突，互為前提，因此，它僅是一種反彈式的文化現象。
盡管我們看到貝爾的文化社會批判理論有一定的限度，但實際上貝爾強調從文化的角度來解決現存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危機，在現存的西方理論學者中還是有很大市場的。隨著社會經濟以及第三產業的發展，文化在人類日常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社會中的一切都脫離不開文化的掌控，一切存在都有強大的文化作為支撐，有些學者稱其為文化泛化現象。文化發展至此，已經不僅僅局限於是人類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而是變成了人類的生活方式，它存在於人類一切活動之中，同時也存在於人類的一切造物之中。它已不僅僅是抽象世界的表征，同時他也與物結合成為直接的在場物，它經由人的理解與操作逐漸物化，成為批量生產掌控人思維和行為方式的樣板，人們通過對文化規則的遵守和奉行來實現現實的生活。文化不僅僅影響著某一地域文化圈內人類的生存，同時隨著世界各國各區域間的溝通密切，文化與文化聯合形成一種約束全人類的統一力量。文化霸權、文化工業、大眾文化、文化資本、文化權力、文化全球化等名詞應運而生。馬克思在理論體係中也把文化作為淩駕於政治結構之上的意識形態。正如戴維·錢尼所說，“文化從傳統上作為社會決定的結果，擴大為將決定的過程也包括進來”。這些帶有“文化決定論”的誇大文化作用的思想在當時社會具有一定的市場。按照這種理論，在任何社會的發展中，觀念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隻要少數知識分子拋棄了某種舊觀念，舊世界就崩潰了；同樣的，隻要他們接受了某種新觀念，新世界也就誕生了。這種看法以一種簡單化的方法論承載樂觀主義的認識論，文化觀念確實有一定的影響力，然而，它需要複雜的條件。從最簡單的意義上看，首先，它要獲得人們的普遍認同，其次，它要通過主體的實踐活動來現實化，再次，它要在現實化的過程中具體化並進行自我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