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宗教回歸方案的限度
貝爾自己曾表明：“（對不起，尊敬的塗爾幹［Emile Durkheim］先生）我並不將宗教看成是社會的‘功能必需’［functional necessity］，或者說，沒有宗教，社會會瓦解。我也不認為宗教是社會裂縫的縫補劑。”但貝爾還是堅持相信可以在宗教中找到解決問題的藥方，他執著地決定要從宗教的角度來尋找解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途徑。
從曆史角度來看，宗教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情感因素，對社會是把雙刃劍。從積極方麵講，它曾在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反抗外敵入侵和反動統治階級的革命鬥爭中起過積極的作用；也曾推動過某一社會的初期發展，例如，新教倫理推動了資本主義初期的發展。從消極方麵講，宗教作為融合認識與情感合為一體的文化形式，隻能存在於人類文化發展的源頭。而在階級社會裏宗教最終往往會變成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築的一個元素成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顯然這是宗教維護存在剝削壓迫的社會製度的作用，馬克思曾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宗教裏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歎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精神的製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宗教的消極意義對社會的影響遠遠高於其積極作用，所以人類的未來是不可能寄托於宗教的眷顧。
然而，貝爾卻沒有認清宗教的消極本質，把宗教當做可以獨立發展的文化，而事實上，宗教從本質上講不過是依附於特定階級社會的意識形態，它隻是現實生活的映射，沒有自己的語言也沒有自己的思想，隻能從一個虛幻的角度去複寫俗世。“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沒有內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間”？無論是怎樣的意識形態變化，我們都無一例外地能夠從現實中找到依據，意識形態的變遷不可能有獨立的演變過程，它隻能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
作為貝爾重要依據的韋伯的宗教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貝爾的宗教拯救文化理論情結。確實，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宗教也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正如韋伯所說，在16世紀興起的宗教革命是一場偉大且作用突出的社會革命和思想革命。但是，這個運動的決定性作用卻不像貝爾所理解的那樣是宗教本身的力量。社會的革命之所以產生，是社會的經濟文化以及製度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宗教在其中所起的不過是映射社會現實狀況，給革命以突破口的作用而已。在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過程中，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所導致的社會危機也逐漸顯露出來，失業、破產、負債、逃難、恐慌以及焦慮等社會人類所麵臨物質和精神層麵的困境在宗教的慰撫下漸漸被虛擬地加以平息。弱勢的階級憑借宗教來安慰自己，統治階級依靠宗教來麻痹群眾。宗教也正是因為對這個社會還有著作用才被保存了下來。馬克思指出：“‘基督教本身’沒有任何曆史，基督教在不同時代所采取的不同形式，不是‘宗教精神的自我規定’和‘它的繼續發展’，而是受完全經驗的原因、絲毫不受宗教精神影響的原因所製約的。”宗教與物質文化條件之間的關係是被決定與決定的關係，它不可能也不應該離開物質世界獨立存在，它因物質世界的需要而產生，最終也隻能隨著物質世界的變化而變動。
貝爾在分析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產生的根源時，充分地認識到了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初期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的巨大作用，但卻也因此誇大了宗教的社會作用，把宗教作為解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有效途徑。並認為自己準確地從文化的角度為現代人生存的矛盾找到了原因。但實際上貝爾的理論卻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意識還原論之中，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從意識出發而以道德終結”。也就是說，他在預先的頭腦中假設了一個終極的絕對的概念，在貝爾這裏就是宗教，並把現實生活看做是它的全部展開，而到最後卻不得不要求以意識來規範現實。
三、三大領域中軸原則對立衝突的限度
社會學家們在從事社會理論研究時，都會有意或無意地想要在自己的理論體係中掌握到問題的關節點，這個關節點被稱之為軸心。如馬克斯·韋伯將西方世界由傳統轉向現代的軸心點定義為“理性化過程”，雷蒙德·阿諾認為工業社會的軸心是“機器技術”，等等。貝爾亦同樣地對軸心原則情有獨鍾，但是與其他社會學家不同的是，貝爾所認為世界運轉與發展不是僅圍繞著一個軸心轉動，而是有三個軸心，這三個軸心分別獨立地成為三大領域，即經濟、社會以及政治領域。這三個領域在運轉的過程中，不斷地在自己的軸心運轉軌道上調整自己的狀態，以達到促進社會發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