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對於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新審視，已經不僅僅局限在文化的單一整體化批判層麵，而是將經濟、政治以及文化的全球化背景結合起來，力圖從文化的兩個層麵對矛盾進行多重分析，從而重構一個關於人類得以持續發展的生存範式。在這個意義上說，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實際上已經涵蓋了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核心命題。
貝爾關於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諸多理論中使用的雙重嵌套結構、宏觀分析的“三分法”和微觀研究的“多元多樣觀”實現了對以往的“二元論”理論研究模式的超越，他的方法與阿爾杜塞的“多元決定思想”和福柯的“多元辯證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它們共同表征了現代社會矛盾的複雜性。貝爾關於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雙重嵌套結構明顯受到了馬克思社會曆史分析的影響，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將微觀與宏觀分析相結合、明線與暗線相交織的研究風格對貝爾的影響尤其之大。通過對馬克思兩種圖式理論的研究，他敏銳地注意到馬克思理論中隱含著對“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宏觀框架之外的微觀研究，並將它放大從而提出經濟、政治、文化三個各自不同的獨立範疇。貝爾的三分法融合了洛克的理論特征，不過貝爾對洛克的思想做了一係列轉換並相應地賦予了其意義。從貝爾的觀點看，“國家”集中體現為一種政治權力機製，“社會”則體現為由經濟理性所決定的社會結構，“文化”則被描述為充滿矛盾的“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意義表征體係。
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具有明顯的後現代主義傾向，並對後現代主義運動的興起和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他被後世稱為後現代三支流的代表人物之一。貝爾通過與哈貝馬斯的爭論，更進一步地確立了他在後現代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位置。
一、與哈貝馬斯的爭論
貝爾與哈貝馬斯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如何界定、評價現代主義以及現代主義文化的問題上。貝爾作為所謂的新保守派一員，並非排斥社會現代性的到來，而是對文化現代性產生了質疑。他將社會現代化，即現代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與現代主義文化，也就是啟蒙運動以來的文化傳統之間的關係相割裂。貝爾單純地看到了新興起的現代性文化帶來了諸多的青少年社會問題，而且由此與哈貝馬斯在現代主義與現代文化的關係及評價問題上產生了分歧。
哈貝馬斯看出了以貝爾為代表的新保守派片麵化認識的問題，他指出，人們爭論的現代主義隻涉及現代性的一個側麵，即文藝—美學現代性，由此他提倡以一種全麵性的視角看待現代化和現代性文化之間的關係。哈貝馬斯認為與其批判社會現代性的文化、認為它是造成現代社會浮華的元凶、是造成各種社會問題和弊端的主因，倒不如說正是現代性文化的反思與批判的核心精神促進了社會的發展，使當代的資本主義文化可以真正健康有序地成長下去。也即是說，以哲學的眼光來看，解決現代性問題就不可以隻停留在文化的意義上，需要的是窺視其內在隱含的思想和社會層麵。現代性不止於一種機械化的進化，它實際上是由思想、社會、文化這三方麵有機結合組合而成的綜合設計，能夠有效地創造人類的全部價值和需要的理性發展 。
在現代性的“延續”問題上，事實上貝爾與哈貝馬斯是一致的。但是哈貝馬斯認為新保守派提出的現代主義文化失敗觀點是錯誤的，正是由於不假反思地一味發展現代化，才最終困住了現代性資本主義自身的步伐。可是伴隨著現代性文化的出現，現代主義就不會走入末路了。誠如所見，現代主義的文化對於資本主義製度本身的叛逆摧毀了社會政治經濟領域的“絕對命令”，即資本主義的唯功利原則。但是卻並非要走上一條貝爾所提出的後現代主義之路；並非是要以一種破碎無法複原的狀態，拋棄現代性，走上傳統的整合建立之中；更不是要如貝爾所說，借以宗教的力量，利用神秘的敬畏之心來走出現代主義崩壞的泥沼。
在哈貝馬斯看來，現代性文化的反思與批判之中正蘊含著創造的力量。打碎“一體化”的體製，為反對社會造成的人的異化，啟蒙正是不可或缺的動力，是“為捍衛我們的啟蒙立場而奮鬥……堅決擁護啟蒙精神、人道主義、資產階級激進思想，擁護19世紀的先鋒派文藝運動。”現代主義並未走到末路，隻要重拾理性，堅持自由、平等、博愛的文化精神，不論現代性資本主義還是現代性文化依舊具有勃勃生機，充其量也不過是將現代性主義進展到了一種“後現代主義”的形式。
與哈貝馬斯有很大的不同，貝爾認為現代主義的必然邏輯是後現代主義，而後現代主義用破碎的東西來對抗破碎的世界的做法注定是最終無法整合心靈的碎片的，那麼他必然要拋棄現代性，而重返傳統。隻有用新的宗教重拾神秘性，才能把人從後現代的失落中拯救出來。在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問題上，貝爾與哈貝馬斯的“延續”觀是一致的，然而，二人在對現代性本身的命運的判斷上，卻有著很大的不同。哈貝馬斯的觀點是，現代性是一項宏偉的工程，遠未完成，因此他主張重拾理性，主張交往，而在貝爾看來走向新宗教，回歸傳統，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