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對後現代主義的影響
作為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最快的國家，美國自然而然地出現了後現代主義思潮。由於這是一種基於現代化延續而來的文化，後現代思潮初顯於大眾文化的最佳載體——文學藝術領域之中。最早使用“後現代”“後現代主義”術語的是弗雷德裏科·德·奧尼茲（1934）和阿諾德·湯因比（1947）等人。但它真正地以一種對西方現代文化批判的態度被廣泛應用於50年代，卻是源於抒情詩人和散文家的奧爾森。20世紀50年代，戰後的美國社會，已經猶如懸掛在枝頭的熟透桃子，隱隱地散發出了令人迷醉的腐朽氣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物之間的關係已然開始異化，隻要是帶有了“傳統”，“權威”字眼兒的東西，人們都渴望著將其毀滅和打碎。不信任感和對前景的茫然吞噬了原有的信念火種，人們因為壓抑又無出路的現狀而極度的畸形病態。後現代的文學家更能敏感地體會到這一點，他們普遍認為，後現代主義標誌著現代主義的衰落。後現代的思潮無可避免地深化晉升為文化學術現象。
作為一位現代主義批評家，貝爾在20世紀70年代論述了一係列社會變遷，尤其是文化變遷。在論述中，他隱約察覺到後現代發展中的一些新因素。可以說，貝爾是較早具有後現代思想意識的學者。他倡導了多範式、連接鬆散、非中心化以及對文本解構的學術傾向，特別關注的是衝突和斷裂。在這一點上，貝爾是一位對隨後出現的後現代文化富於預見性分析的理論家。正如喬治·瑞澤爾所說，“我們必須給貝爾相應的學術地位，是他首先歸納了一係列在我們今天看來都是後現代文化的那些發展因素。在這一標題下貝爾簡略談及了以下論題：時空中的變遷、文化中心的缺失、視覺文化的支配地位、非理性和無理性、反智性主義、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間界線的消除、自我的喪失，等等”。貝爾的後現代批判，得益於他開闊的社會學視野、精到的結構分析、厚重的曆史意識。
貝爾對後現代思潮的影響主要有兩點，一是他的“後工業社會”（post- industrial society）思想開啟了所謂的“後”研究，正如單純教授所說：“作為一種流行的學術思想所出現的‘後……’文化、社會觀念是在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 ）於20世紀60—70年代之間的著作中出現的”。二是在人們紛紛強調“後”的斷裂和反叛的時候，他特立獨行地提出“後現代主義是現代主義的延續”這樣的觀念，為其後的後現代主義研究提供了路向，因此貝爾被公認為後現代主義三支流的代表人物之一。具體說來，“後現代主義”是把現代主義邏輯推到了極端的表現，而不是新的文化邏輯。現代主義文化本身一開始就走出普遍性，強調文化獨立性，隻不過這種獨立性更多地在“後現代主義”那裏顯現出來。“後現代主義”所強調的斷裂，早已經在現代主義那裏就隱含。“後現代主義”強調藝術與生活的融合，強調藝術與行動的統一、理論與實踐的同一，這與現代性在日常生活的滲透及其在主體的參與下全麵展開也是一致的。這一思想在福柯對現代社會微觀權力的考古學與譜係學研究也有相應的體現，盡管貝爾認為福柯的思想過於極端，不過是一種哲學的語言遊戲，但是在本質上貝爾和福柯的關於現代社會方麵觀點是相似的，不同而相通。貝爾思想的人類性也在其中得到了顯現，而貝爾思想相較於福柯的思想更早提出，可見其思想的時代性和敏銳性。
盡管貝爾至少在一種有限的意義上論述了後現代主義，但貝爾作為一名具有明顯文化保守主義傾向的思想家，出於精英立場，他對後現代偏見嚴重、責難多多，對現代社會的文化衝突和價值分裂倍感憂慮，他明確反對與後現代主義相聯係的那些文化變遷。然而，興起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後現代理論則力圖把多元性、異質性、差異性、分裂性、片斷化理解為解構、顛覆現代社會的積極力量，從而貶低乃至否定建立或重塑共同的、統一的、共享的文化精神的努力。這恰恰是貝爾所堅決反對的，因而他並沒有被公認為是一位後現代社會理論家。
然而，與後現代社會理論家的一個共同之處是，貝爾也賦予消費社會以極大的重要性。由於各種類型商品的大規模生產和銷售，浪費與炫耀取代了節儉和禁欲主義。這部分反映了傳統文化理念被侵蝕的一般趨勢，以及“與遊戲、娛樂、展示和愉悅相關聯”源於資本主義的這一文化矛盾，貝爾從文化入手論述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化，並進一步將文化批判上升到社會批判。總而言之，貝爾的文化批判理論對我們深入認識現實、認識人與社會有諸多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