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樂趣往往有以下幾種來源：
（1）曾經獲得成功或成功體驗的事物或活動，最易產生樂趣；
（2）在未經曆過的事物或活動中，有成功希望或自認為有成功希望的事物或活動，很易產生樂趣；
（3）在活動中能看到自己的成績和進步，就會產生樂趣；
（4）能帶來愉快感的事情，比如競賽、遊戲等可以產生樂趣；
（5）新奇、新異的事物，能夠引發好奇心，產生樂趣。
綜合上述這些來源，我們可以發現產生樂趣的首要來源是成功的體驗。有了成功的體驗，就容易有樂趣。這種成功體驗，與外界的評價密不可分。
日本著名兒童小提琴教育家鈴木鎮一發現日本教育出了一個大問題：小時，孩子們的眼睛是亮晶晶的，可上學後，就慢慢地變得黯淡無光。他說，日本的教育已經把學習由人世間最大的歡樂異化成了人世間最大的痛苦（日本的教育如此，中國的教育何嚐不是如此）。鈴木深入研究發現：在父母教育孩子學說話、學走路的那個階段，孩子進步最快，父母的心態最好，家中總是充滿了歡樂。因為那時候父母總是用最得意、最欣賞的日光，關注著孩子從零開始的每一點進步。也就是這種欣賞、誇獎、鼓勵，使每個孩子在毫不費力的情況下掌握了口語這種很難的語言形式。鈴木由此得到啟示，他想：這能不能用於孩子的小提琴教育？能不能把它用於孩子成長的其他階段？鈴木一經實驗，便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為日本培養出了一大批堪與童年莫紮特相媲美的小提琴手。
侯寶林老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相聲藝術大師。全國億萬聽眾，不論是白發老人，還是爛漫孩童；不論是學者、教授、科學家，還是普普通通的山區農民，都愛聽他的相聲。他的知識廣博，對語言、戲劇和各地曲藝都有很深的研究，並能把它自然熟練地運用到相聲藝術中。他曾當著荀慧生、程硯秋的麵，說唱兩派不同的唱腔，而使荀、程二人心悅誠服。他的相聲表演，幽默、風趣、生動，常使聽眾笑得前俯後仰，但笑過之後，細細品味，卻又曉人以哲理，給人以啟迪。
侯寶林僅念過3個月書，從未上過大學，但卻被北京大學、遼寧大學、華東工學院語言所聘請為語言教授。老先生雄厚紮實的知識功底完全靠他自己的勤奮得來，人們曾經問他：當年你那樣勤奮地學習藝術，動力是什麼？侯寶林隻回答了一個字：“餓。”他說：“要活下去，我就得學會它，我如饑似渴地學說相聲，所以我變得聰明起來。”
語言大師的回答是實實在在的。他的童年、少年和早期的學藝生涯，的確是在饑餓中和苦難中度過的。他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是誰，也不知家裏姓什麼，更不知自己是哪裏人。他隻記得在4歲多的時候，火車把他送到北京一個姓侯的人家。義父是個廚師，經常失業，靠給唱戲的當夥計的舅舅接濟，勉強維持生活。他撿過煤核，賣過冰棍兒，賣過報，為殯葬隊伍打過“雪柳”，拉過水車，也要過飯。爺兒倆生活極為艱辛。
侯寶林11歲時，義父把他送到天橋顏家學戲，當時家裏給顏澤甫老師立了個字據，寫道：“投河溺井，死亡逃走，與師傅無幹；如中途不學，要賠償損失（飯錢）。”這實際等於一張賣身契。因為那時學戲叫“打戲”，若經不起“打”，就可能尋死。
在那個年代，學徒首先是傭人，然後是學生，天麻麻亮就得起床，點火生爐，燒開水，掃院子，倒垃圾，然後練嗓子。從天橋直奔天壇，念“引子”和大段獨自，邊走邊喊。再停下來，練習拉“起霸”、“山膀”等京劇動作。等服侍老師洗漱完畢，老師一邊喝著茶，一邊給學生吊嗓子，每天的挨打也就開始了，顏老師是個善良的人，但他毫無例外地繼承了教戲都打的“傳統”。他的“理論”是“不打不成材”。不管你聰明不聰明，用功不用功，唱得對不對，總要打。所以侯寶林幾乎天天都挨打。年幼的侯寶林思想上沒有抵觸，沒有怕，他認為學戲挨打是天經地義。如果怕挨打，跑回家去，還是沒有飯吃，而且根據字據上的規定，還得包賠老師的飯錢，他隻能默默地忍受著。他學得很刻苦，進步很快，僅學了3個月就演出了。每天吃過午飯，他就隨師傅到場子去賣藝。師兄患有軟骨病，又是個大羅鍋，凡出門就得侯寶林背著，可當時侯寶林也才11歲。他們從午飯後一直唱到天黑。吃過晚飯，他再背著師兄走街串巷去賣唱，一直唱到午夜才回家。1年365天，基本上天天如此。
街頭藝人給自己賣唱的場子取了個名叫“平地茶園”。這是一個辛酸的自嘲。後來有人把它改成一副對聯：
平地茶園，雨來就散。
刮風減半，下雪全完。
老師們的生活都沒有保障，學徒就更艱難了。主要的威脅就是餓。每天中午從12點就上場去唱，要唱到午夜，中間隻能吃上一碗炒餅，經常饑腸轆轆，餓得發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