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改革開放的政治形勢和現代信息化社會對口才提出了時代的要求，這是時代的需要，也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應具備的一種能力。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從公關到外交，從教師到商人，能言善辯、出口成章的人越來越顯示出一種固有的優勢。
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是信息的第一載體。而口語又是人們最廣泛應用、最經濟簡便的表達方式和交流手段。許多人為什麼不善言談，“有貨倒不出來”呢？在當年中日兩國青年的聯歡中，為什麼日本青年大都灑脫自如、善於言談，而我國青年大多拘謹木訥呢？有些人在全國或國際的某種比賽上獲獎，為什麼麵對記者的采訪竟連一句有實際意義的話都講不出來呢？許多人參加演講，為什麼會把已經背誦得滾瓜爛熟的演講詞忘得一幹二淨，怎麼也想不起來呢？許多人在聚會和社交的場合，為什麼會金口難開、忸怩靦腆，尤其是和異性、陌生人、領導人物交往，更是臉紅、心跳，羞於啟口或是語無倫次、不知所雲呢？……這一切意味著什麼呢？難道這是由於這些人弱智低能嗎？當然不是！這是一道普遍存在的社會性難題。難道隻是老實巴交不敢說，拘謹木訥當“悶葫蘆”的問題嗎？當然不止於此，那些信口開河、言之無物、廢話連篇的常見病、多發病，也是一種有口無才的表現。難道我們許多人的笨嘴拙舌或有口無才是種族遺傳下來的弱點和毛病嗎？當然不是！我國是文明古國、禮儀之邦，曆史上，孔子運用口語藝術開展教育；晏子使楚口才不凡；蘇秦以雄辯之才掛起六國相印；張儀四處遊說建功立業；範睢說秦王；觸龍說趙太後；藺相如“完璧歸趙”；諸葛亮聯吳抗曹、舌戰群儒……到了近代和現代，也出現了梁啟超、孫中山、魯迅、毛澤東、周恩來、聞一多等等許多能言善講的大師巨擘。可見，口才的興盛是和文化發展、思想活躍、人才蜂起密切相關、同步一致的。如今，文化教育空前普及，各種人才急待開發，而許多人卻口才拙劣，這並非是先天不足，而是長期的傳統觀念和因循守舊的教育弊端所導致的不良後果，是長期不重視口才訓練的必然結果。
中國有句古話：“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確，跟那些有知識，且具有口才的人交談，比喝了醇酒更令人興奮，比聽交響樂更能振奮精神。良好的話語可以帶給人愉悅和歡暢，增加知識和修養，激發創造力，也可以增進人們感情的融洽。
在經濟發達、重視信息的社會中，人們常常根據一個人的講話水平和風度來判斷其學識、修養能力。口才與交際的學問作用之大，影響之大，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意料。美國人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把“口才、金錢和原子彈”看作是賴以在世界上生存和競爭的三大法寶。60年代以後，他們又把“口才、金錢和電腦”看作是最有力量的三大法寶。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用“電腦”代替了“原子彈”、而“口才”竟連續獨冠“三要”之首，足見其作用和價值非同小可，其中的奧秘使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認定：是人才者未必有口才，而有口才者必定是人才，而且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正常人不需要說話，不需要和別人交流，也沒有任何一種工作不需要和別人打交道。信息社會就是要提高信息的價值，人際交往日益頻繁和現代生活就是要發展口才與交際能力。所以，口才和交際能力確實是我們提高素質、開發潛能的主要途徑，確實是我們駕馭生活、改善人生、追求事業成功的無價之寶。
通觀古今中外，凡是有作為的人，都把口才作為必備的修養之一。古羅馬共和國末期的政治家西塞羅是一位雄辯家。公元前63年，西賽羅當選為執政官，遇到了以喀提林為首的陰謀集團奪取政權的事件。為揭露他們的陰謀，西塞羅在元老院接二連三地發表了著名的《反對喀提林》等四篇演說。在演說中，他表現了高超的口才，用諷刺、比喻、比較等修辭手法，把簡練明快的詞彙巧妙結合起來，使其演講跌宕緊湊，猶如高山流水，歡暢清澈，雄壯有力。結果，口才成功地幫助西塞羅擊敗了喀提林。林肯的《裂開了的房子》和《葛提斯堡的演說》，感情熾烈，思想深邃，為武裝美國人民的思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對於一般人來說，雖不至於用演說引導群眾，鼓舞士氣，但日常生活、工作中與人交際也需要有良好的口才。否則，成功之路將會更加曲折。
毫不誇張地說，口才是一門語言的藝術，是用口語表示思想感情的一種巧妙的形式。懂得語言藝術的人，懂得相處之道的人，他不會勉強別人與自己有相同的觀點，而是巧妙地引導他人到自己的思想上來，那些善於用口語準確、貼切、生動地表達自己思想感情的人，辦事往往圓滿。反之，不懂得語言藝術的人，最後自己也會陷入困境。不重視口才鍛煉的人，一生中失敗於口才的事是屢見不鮮的，甚至會因說話不當而導致意想不到的惡果。有位少年臥軌自殺，起因是這位16歲的學生因外出遊玩沒做功課，被父親罵了一句：“真是人頭豬腦，還不如去死。”就是父親的這麼一句氣話導致了這場悲劇。如果他能夠心平氣和地與孩子講道理，運用口才的一些具體技巧耐心說話，這種悲劇是完全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