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作者：[美]亨廷頓中國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國人對其文明的獨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識。中國學者因此十分自然地從文明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並且把世界看作是一個具有各種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時是相互競爭的文明的世界。因此，據我所知，中國學者對我1993年的文章《文明的衝突？》所作的評論總的來說精深而富有洞見，雖然他們有時也誤解了我論證中的政策含義，並對之持相當批評的態度。為此，我的完整著作現在尤其應與中國讀者見麵，這樣他們便可以了解我對世界政治所作的分析的更全麵、更精確和更詳盡的版本，而不僅僅是從一篇30頁的文章中可能了解的東西。
為什麼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這麼大的興趣並刺激了這麼多的討論，為什麼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譯成22種不同的文字，並具有相應的影響？我認為，答案是，人們正在尋求並迫切地需要一個關於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冷戰期間，人們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為包含了美國及其盟國、蘇聯及其盟國，以及在其中發生了大量冷戰鬥爭的不結盟國家組成的第三世界。這些集團之間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意識形態來界定的。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不再重要，各國開始發展新的對抗和協調模式。為此，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衝突”模式似乎滿足了這一需要。這一模式強調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喚起了人們對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長期以來曾一直為西方的國際關係學者所忽視；同時在全世界，人們正在根據文化來重新界定自己的認同。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個對正在呈現的現實的洞見。它也提出了一個全世界許多人們認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論點，即：在未來的歲月裏，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擁有世界上的主要權力。它們的領導國家或是核心國家——美國、歐洲聯盟、中國、俄羅斯、日本和印度，將來可能還有巴西和南非，或許再加上某個伊斯蘭國家，將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動者。在人類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
在這樣一個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國家之間的關係都沒有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那樣至關重要。如果中國經濟在未來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現在的速度發展，那麼中國將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東亞的霸權地位。另一方麵，美國一貫反對由另一個強國來主宰歐洲或東亞，為了防止這樣的情況發生，美國在本世紀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冷戰。因此，未來的世界和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賴於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協調兩國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緊張狀態和對抗升級為更為激烈的衝突甚至暴力衝突的能力，而這些緊張狀態和對抗將不可避免地存在。
我於1993年發表的文章在中國和其他地方被批評為可能提出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即文明的衝突由於我預測其可能發生而增加了發生的可能性。然而，任何預測都不是自我實現的或非自我實現的。預測能否實現依賴於人們如何作出反應。50年代和60年代，許多嚴肅的和信息靈通的人士認為蘇美之間的核戰爭實際上不可避免。但是這場核戰爭並未發生，因為人們意識到了它的可能性，並推動了武器控製和其他安排來確保它不發生。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的對話”。歐洲和亞洲國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經在談論需要抑製文明的衝突和參與這樣的對話。我所主持的哈佛國際和亞洲研究會正在積極地提倡這一努力。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中國的出版將鼓勵中國領導人和學者做同樣的事情。
塞繆爾亨廷頓1997年12月6日
中華民族的再次騰飛
論證東方文明的複興包括兩大方麵，一是東方文明複興的必然性，一是東方文明如何複興。筆者在本節以上的論文篇幅中論證了東方文明複興的必然性。至於東方文明如何複興，這是一個難度非常大，實踐性非常強，需要所有炎黃子孫共同努力的偉大使命。
關於東方文明複興的必然性，國內外很多學者進行了研究，從不同角度給出了相同的答案。2003年4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方複興——現代化的三條道路》[2]對這一題目進行了最新研究。何傳啟對筆者說：以還原論為指導思想的現代化道路發展得已經接近極限，時代發展迫切需要整體論作為指導，東方文明的複興是曆史必然。這一觀點從另外一個角度支持了筆者的論證。
到2001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95933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比1990年增長近兩倍。根據國際權威經濟組織公布的資料，1990年我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排名第10位，在發展中國家排名第二。到2001年，我國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6位，在發展中國家排名第一，進入世界“重量級”陣容。
麵對中國崛起，西方一些人士心有不甘，一再宣揚中華民族缺乏創造性，論據就是近代自然科學沒有在中國誕生。國內不少人受到這種思潮的影響，輕視我國傳統文化。因此這個問題不隻是學術沙龍中一個有趣的問題，它已關係到我們民族在科學技術事業中的自信心和發展戰略，需要認真研究。在國際上包括中國國內，至今有很多人認為中國古代文化是一種落後的文化。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1992年8月16日發表文章認為：“東方地區……繼承著一個缺陷的文化，極其缺乏獨特性、發明性、幻想力和創造力。因此，盡管東方占有世界人員的1／3，但是，它不是現代思想的一個來源。”[4]
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的實踐確實讓人們相信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事情，但是理論上我們仍然沒有很大的說服力。所謂民族複興，是指民族之根重新發芽、發展和壯大，而僅僅在中國地域上實現的經濟和文化的高度發達，並不能說明我們民族的複興。說明這個道理的最明顯例子就是過去幾百年在北美地域發生的文明曆程，印弟安文明曾一度在北美大陸繁榮，現在，沒有人否認在北美大陸的美國是一個發達國家，但是美國的發達完全不是印弟安文明的複興。因此，我們堅信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就必須從理論上說明，中華民族之根是有強大生命力的，而當代世界的發展又為它複興提供了絕好機遇。
要考查一個民族之根的生命力就必須考察其最根本的思想和方法，特別是科學思想和方法。一談到我們最根本的思想和方法，一些人會立即想到毛主席的語錄“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一些人甚至會認為我們現在最根本的思想和方法來自西方。不過，如果我們仔細理解一下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都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我們就必須承認我們的古老文明還有非常值得借鑒的東西。我們可以斷定，來自歐洲的馬列主義到達古老中國後的結果決不同於來自歐洲的資本主義到達古老的北美洲的結果。
任何一個文明都有精華和糟粕，古老的中華文明也是如此。不過，從“五四”運動開始，我們對中華文明的批判和反思一浪高過一浪。筆者讚同一個民族始終要保持反思的心態，但過猶不及，我們不能憑一種感性而徹底否認一個古老的文明。可以這麼說，過去100年，相比於我們對中華文明糟粕的批判，我們對中華文明精華的挖掘和認識顯示太少，盡管中國主流社會不時地提倡弘揚中華文明的精華，但以口號居多，說理不足，給人以隔靴搔癢之感。